在总结北京会战的时候,很多人都将美日联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帕特里奇,即过于激进的战术,让美日联军分散在了一千多公里场的战线上,在没有打下天津的时候就开始攻打北京,兵力严重分散,无法在某一方向上形成突破,最终让东北军抓住了反击机会,一举扭转乾坤。
这一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只不过并不全面。
看得深入一点的话,就能发现,真正影响到美日联军的还是制空权。
在北京会战之前,虽然美日联军在北方战场上打得非常艰辛,但是一直在挺进,而且每一步都很踏实,没有给东北军多少翻本机会。也就是说,在北京会战之前,美日联军掌握着战争主动权。
从根本上讲,美日联军能够压着东北军打,主要就是掌握了制信息权,即做到了知己知彼,对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了如指掌。虽然在某些方面,美日联军做得并不理想,比如在战前侦察中,美日联军很少能够准确掌握东北军的部署情况,往往要到战斗打响之后,才能从东北军的作战行动中判断出东北军的部署情况,但是这些小问题并没改变总体局面,即美日联军在掌握战场信息方面,远远超过了东北军。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天津会战初期的坦克大战。在这场战斗中,美日联军的兵力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在北面战线上处于劣势,一直被东北军压着打。到最后,美日联军能够击溃东北军,甚至重创了第三十九集团军与第六十五集团军,一举打开了天津的大门,就是因为美日联军准确的掌握了战场情况,发现第六十五集团军是东北军的软肋,从而在南面集中与投入了主要的支援力量,打开了突破口,最终击溃了东北军。
在军事卫星系统瘫痪之后,制信息权在很大的程度是就是制空权。
美日联军中,除了数量众多的侦察机之外,还有大批电子战机,以及战场监视飞机。拿美军的e-8来说,只需要一架e-8就能监视三百五十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地面部队,并且同时跟踪上千个目标。如果能将这种飞机部署到战线后方一百公里初,就能对东北军的防区进行全面监视。
事实上,在之前的战斗中,e-8就是美日联军地面部队的眼睛。
在很多时候,美日联军的地面部队都得依靠e-8提供的战场情报来调整部署。
除了e-8之外,美军还有大批无人侦察机,特别是那些飞行高度在两万米左右,巡航时间超过七十二小时的大型无人侦察机。
将这些空中信息战平台整合到一起,就成了美军的信息战系统。
毫无疑问,美军的信息战系统就是建立在制空权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制空权,美军就没有制信息权。
在天津会战中,美军在制空权上的问题就暴露了出来。
比如在坦克大战结束前,美军没能及时掌握东北军在后方的调动与部署,让第十六集团军及时到达玉田,守住了第三十九集团军的侧翼,结果第一装甲师差点全军覆没,到最后还不得不放走第三十九集团军与第六十五集团军,没能在野外战场上歼灭东北军的主力,为后面的惨败埋下了伏笔。
打到北京会战的时候,美军在制空权上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
当时,美军根本无法派遣大型无人侦察机去战场上空执行侦察任务,因为这些无人侦察机肯定会被击落。即便损失无人侦察机,不会损失飞行员,但是美军也没有多少这种单价超过一亿美元的大型无人侦察机。结果就是,美军只能让无人侦察机在己方战线后方巡逻,监视范围缩小到了原来的十分之一,基本上失去了使用价值,最多只能为战线上的美军提供有限的战术情报,而不是全面的战场信息。
相对而言,美军在大型空中监视平台方面的损失,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在天津会战与北京会战中,美军总共损失了七十四架支援飞机,其中e-3与e-8各有十八架与十六架,另外还损失了二十多架大型电子战机。如此巨大的损失,既对美军的空中作战产生了严重影响,根据美军的统计,在这两场会战中,美日联军在空战中损失的战斗机有将近一半是在没有得到预警机支持的时候与中国空军交战的结果,更要命的是,美军不得不调整支援飞机的部署方式,将e-3与e-8的部署空域严格控制在己方战线后方三百到三百五十公里的范围之内。只有这样,才能留出足够的空间,在支援飞机前方部署巡逻战斗机,拦截中国空军的战斗机。
对空战来说,预警机靠前部署与靠后部署的影响还不是很明显。
不管怎么说,e-3对j-10与j-11这些不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斗机的最大探测距离超过了六百公里,跟踪距离也在四百五十公里以上,能够为己方战斗机提供足够的预警时间。而在对付j-20这样的战斗机时,e-3的探测距离不会超过一百公里,跟踪距离更是只有六十公里左右,必须依靠f-22a提供的直接掩护,因此靠前与靠后,基本上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