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张善,看着憨厚老实,没想到能说出要行霹雳手段的话来!”
陛见之后,殿中只剩下祖孙二人,老爷子捧着茶盏开口笑道,“杭州繁华之地,以后要多出一个酷吏知府了!”
朱允熥笑道,“他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当初在抚州,若不是被属下给架住了,抚州灾情也不能到那个地步。此去杭州,他一个外来官,地方上那些人未必服气,不狠一些怕是站不稳。”
“他也是个聪明人,知道你点他为杭州知府的用意!”老爷子又道,“既要治理杭州府,又不能重蹈覆辙。天下,越是有钱的地方,官越不好当!”
朱允熥微微沉吟,“叩阙案根据京师官员的供述,江南之案大多由地方官的袒护和包庇引起,江南官场和地方,实在是牵连太深!”
孙不过案是刑事案,但是在这个案子的背面,作为统治者,爷孙二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一面。一是小官可以有大权,二是这种权力的背后的最终根源,钱。
孙家有权,有能力把权变钱,才能交织成庞大的关系网。桐庐县二十年的恶霸张家,对百姓是恶霸,但是对官府也是因为有钱,才能横行二十年。
老爷子放下茶碗,轻轻拍打桌上的奏折,眯着眼睛,“这才开国多少年?咱都杀了多少不长眼的?怎么他们就一点敬畏之心都没有?”说着,目光落在厚厚的奏折上,又道,“吏部选官的时候,都是正直之人,怎么一到地方上就变味了?”
那摞奏折的封皮和朱允熥所看的不同,他知道那是锦衣卫的密报,即便他是皇储,在未经老爷子允许的情况下,也不能私看。
“钱权而已!”朱允熥笑道,“一旦品尝到这两样东西的好处,就忘了要掉脑袋了!况且,江南之地有钱的商人多,当官的不用贪民脂民膏,皇粮赋税。光吃那些商人大户的孝敬,就能吃饱腰包。”
别的地方,当官的想贪,也只能在国家的钱财百姓的钱财上做手脚。而江南,当官的只要开些绿灯给些方便,自然会有人送上钱来。而且,这钱花得远比贪墨要舒服得多,更要保险得多。起码,户部不会查账。
“商人,没什么好东西!”老爷子冷哼一声,“见风使舵,见利忘义。”
老爷子对于不以种地为生的人,带着深深的偏见。大明开国治国,优待了百姓,优待了士人,唯独对商人的限制很多。尽管不收商税,促进了商业繁荣。但是不许使用奴婢,不许穿丝绸的衣服,甚至不许他们有话语权。
可是当财富累积到一定地步,商人必定会有话语权。有了话语权之后,他们还会要更多的权力。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其实也不见得都是坏事。但坏就坏在,他们会用手中的钱换权,用这种权再去换取更多的钱。
当手里有了权力,有了财富,他们要的就是凌驾于律法之上。
叩阙案中苏州织厂就是一个例子,八名工人死于大火。织厂的东家,为了阻止工人家眷告状,上下花了无数银子。而苏州的地方官,为了掩饰太平,不但不查案,反而要抓告状人。
从官府的角度来讲,不允许治下有如此骇人听闻之事,可是他们收了商人的钱手软。若是处置商人,保不齐人家撕破脸翻出旧账。
而从商人的角度讲,宁可给官府大钱,也不愿意拿出小钱抚恤死难家属,这不是愚蠢。而是因为他们在事发之初,根本没想到会有人敢进京告御状。
等发现有人真要告状之后,他们宁可花多钱动用关系人脉,也不安抚,是因为他们不敢开这个口子。试想一下,若是以后,万一哪个工人稍不如意就要告御状,他们岂不是还要出钱?
资本都是带血的,但是不发展资本,是不行的!
剥削永远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区别而已。
即便是所谓文明的立法,也只是保护被剥削者,而不是消灭剥削者。
“叩阙案,引出了江南官场之坏!”朱允熥开口道,“但是孙儿以为,这事不是靠杀就能解决的。大明最富裕的地方都在江南,占天下棉布产出七成,百万人赖以谋生,官民互利。若是官场动荡,地方也势必遭殃.........”
“咱还没糊涂到不分良莠,把他们都宰了的地步。”老爷子笑道,“打天下看谁杀人多,但是治天下不能如此。咱虽看不起商人,可是上天让人各职其司,就是各有其用。”说着,又笑了一下,“这些事,里面的弯弯绕,可比打天下难多了!”
“皇爷爷圣明!”朱允熥笑道。
“圣明个屁!”说着,老爷子微叹,“看着没,即便是做了皇上,这天下也有管不到的地方,天下也不会按着咱想的来,更谈不上什么尽善尽美。咱是老了,往后啊,这些事有你头疼的!”
“孙儿倒不觉得头疼,孙不过案,苏州织厂案虽然骇人听闻,但也不是常态。大明有律法,孙儿又不是糊涂蛋,该杀的杀,该管的管。孙儿牢记您的话,当皇上就要给天下人主持公道,皇帝的德行正,才能国泰民安。”
其实说这话,朱允熥自己心里都没底。
在他的设想中,现在江南的纺织业,将来会是帝国商业的重中之重。真若是到了商业大发展的时代,孙不过的案子再有没有不好说,可是苏州织厂那样大火烧死八个工人的事,却一定会有。
在他心里这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没完没了的辩证题。若是不发展,再走重农抑商闭关锁国的老路,再忽视商业的力量,那国家又重新走到了老路上。
谈什么强国?谈什么富民?谈什么在大航海时代迎风破浪,屹立世界之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