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跋涉,千车万马,浩浩荡荡地回到东京,深居皇宫的炀帝,复又想起路上的那个梦境,终日挥之不去。他开始考虑为父辈安魂。于是下诏:
表彰古代贤人,保存对他们的祭祀,是要借此优待礼遇贤能的人,使他们遗留及于后世的爱得以传扬。朕永远借鉴前贤,尊崇怀念德高望重的人,何尝不面对九州大地感叹,归心于千百年来的圣哲,那些自古以来的贤人君子,凡是能树立名声、建立贤德、佐治世务、匡救时弊、广利他人、创建殊勋、有益于人民的人,都应为他们修建祠堂庙宇,按时祭祀。他们的陵墓所在地,不许扰犯践踏。有关官员应据此商酌订出具体条规,就符合朕的心意了。
这封诏书透露出对古来前贤的尊敬,其帝的一片怀念之情。这是他继位以来面对宗祠的首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
没过多少时日,炀帝再次下诏:
前代的帝王,依凭时机创立帝业,统治人民,建立国家,南面执政,备受礼尊。然而经历历史世运的变迁,年代长久,前代帝王的坟墓已残破毁坏,成了樵夫、牧童前去打柴放牧的地方。墓地荒芜,坟头标记也分辨不清了。提起这种沉沦破灭的情景,朕内心无比凄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
这段诏书,是他继位以来对宗祠陵墓的再次良心发现后的忏悔。尽管不乏凄怆之情,也随口讲说了“对从古以来的帝王陵墓当然包括他父亲,可供给附近十户人家,免除他们的杂役,让他们看守陵墓”,但是,这比起秦汉时规定皇陵周围迁居人口,固定设置守护陵园的护卫来说,无论从规模和制度上来说,都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尽管此后仅有的几年当政期间,他偶尔也曾去扶风拜祭父亲皇陵和父皇始建的法门寺,又去长安父亲临朝时的宫殿凭吊并亲拨专款加以修缮,但是,一当他走进女人堆中,当他钻进女人的暖床,他一切都不管了,所有的事都抛到了脑后。
天地终于出现不祥的预兆。先是彗星连续出现于奎宿位置,掠过文昌星,经大陵、五车、北河诸星,进入太微星,又掠过帝坐星,前前后后百余天;再是蜀郡捕获三足乌鸦,张掖捕获黑狐
疆土境域之内,盗贼蜂起,各路草莽英雄遍地揭竿举事的时候,他却仍视若不见地照样东游西玩,所到之处,不见百官,不闻奏事,只是与后宫妃妾在一起,沉迷酒色,依恋不舍。唯恐享乐时日不够,竟常常招迎一些黄婆老妇,朝夕在一起放肆地讲那些丑恶污秽的下流话。甚至,引来一些年轻人,让他们与宫中妇女大肆淫乱
6年,炀帝在江都行宫温室里抱着女人不肯松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元礼等,终于忍无可忍,仗剑直入将其刺死。萧皇后命尚未逃离的宫人,撤掉床板,做成棺材来埋葬炀帝,人们都慌乱地跑开了,只有宇文化及最后一个离开温室。曾经受过炀帝深恩的右御卫将军陈稜,找人抬着炀帝的灵柩至吴公台下,草草地将炀帝埋葬。
然而,事情到此并没有完。炀帝被埋葬的第三天,就发现在他的并不起眼的陵墓一侧,出现了两个坛腰大的孔洞,于是人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是穿山甲凿的,入棺吃炀帝的脑子;有的说是盗墓贼所为,传言说炀帝平素左、右臂串戴了一整胳膊的和田玉镯,用于随时奖赏那些让他快意绝美的女人。这些女人,一旦得到炀帝赐给的玉镯,便可以放心大胆地手握玉镯,随便出入杭州皇宫,无人敢挡。因而,盗墓贼纯为想得财而掘盗洞,搜寻炀帝的随身美玉。而之后数百年的明末学者佚名则认为,炀帝带着满臂的玉镯入墓,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死后,至少有三个人有机会单独待在他身边,这三个人一为萧皇后,一为宇文化及,一为陈稜,均有独吞玉镯的可能。从622年即唐高祖武德五年,降唐而任封为江都总管的陈稜迁葬炀帝于雷塘的举动看,已身死四年的炀帝,玉镯显然未被陈稜所得。那么,究竟价值连城的玉镯是落入宇文化及之手了,还是被萧皇后所占,抑或是被盗墓贼所启获,便成了千年之谜。
改葬于雷塘的炀帝,灵若尚在,断不会料到,他一生蔑视金钱,得过且过,只管及时行乐,不订丧葬规制,死之后,竟留下了一桩关于金钱的疑案。
即便如此,后世人们还是兴趣不减地打探着雷塘的具体位置,试图以此来聊慰好奇之心。其实,雷塘,并不如古刹大庙、高楼殿阁般引人瞩目,它只是汉代吴王刘濞修筑的一处钓台,而且当时并不叫雷塘,而叫“雷陂”。吴王刘濞每钓均有大鱼巨鳌,便兴致所至,扩建园林。到了南朝,这里已成为一处较著名的风景区。唐朝初年,扬州都督李袭随开“雷陂”,修塘引水灌农田,这才改名为“雷塘”。宋以后,洪水肆虐,雷塘原址周围曾一度变成一片汪洋,雷塘原址也淹毁不存,仅隋炀帝孤坟堆土犹可看见。清代,浙江巡抚阮沅在嘉庆十二年07年重新对炀帝陵加以整修,筑成高六七尺,占地二亩多的土冢,他邀来当时的扬州知府尹秉缓,请这位当时江南有名的书法家题了一通石碑,上纂“隋炀帝陵”几个沉雄劲健的大字。这正如唐朝大诗人罗隐咏炀帝陵中的名句:“君王忍把平陈业,只换雷塘数亩田。”
如今,文帝与炀帝的皇陵,都已成一派空寂,所有与他们有过关联的人,都远旅而去。人们大都记不住文帝的作为,只传言所说炀帝是个“多情的种子”这几个字,很可能还要流传下去,供普通百姓笑谈,凭大权在握者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