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几日便是焦志行和刘守仁的争斗。
按照权势自是焦志行更强,可刘守仁仗着民族大义。
你焦志行暂代首辅之责,却要对小小倭寇屈服,实在是让整个大梁蒙羞。
你既弄不来银子,那就让能弄来银子的人上去。
双方争论不下,国事却不可等,终归要天子作定夺。
五日后,陈砚跟随内侍官入了暖阁。
与前些日子相比,此时暖阁的气氛仿若要将人压得喘不过气来。
行完礼,陈砚垂手而立。
永安帝道:“朕近些日子顿顿土芋,发觉这土芋实乃好物,吃完不胀气,也可填饱肚子,又能煮又能蒸,滋味颇好。下半年就让户部大力推广,明年部分百姓就能有大收成。”
此话就是在宽慰人了。
土芋虽高产,然想半年就在农户中推广开并非易事。
农户靠天吃饭,每年都没什么结余,凡是遇到天灾有一季的粮食收成不行就要饿肚子,甚至家破人亡,根本不敢冒一点险。
对他们而言,最保稳的就是种自己长年种的粮食,如此一来虽不能大富大贵,至少饿不死。
土芋这等并未见过之物,朝廷说得如何如何高产,一旦收成不好,朝廷可不会替他们饿肚子。
正因如此,番薯和土芋在明朝就传入了,一直都是小范围耕种,并未推行开来。
陈砚道:“臣以为土芋的推广不可急于一时,也不可要求农户不种其他粮食改种土芋。不若将土芋等分发给士绅地主耕种,一旦收成高,农户们会自发跟随种植。”
各地都有乡绅氏族,只要种了土芋,收获又极多,必会被农户们瞧见。
如此一来,那些脑子灵活的农户就会想尽办法或买或偷土芋来自己种。
一旦有了自发性,这推广就不用朝廷费太大力,还能迅速推广开。
永安帝沉思道:“此法甚好。”
永安帝语气比之平日多了些沉重,陈砚就知自己该主动了。
跪下,行礼,陈砚恭敬道:“陛下,臣想去地方上。”
永安帝的声音有些缥缈:“怎的要去地方?”
“臣在君父身边一年,实在学了许多,可臣不知对错,必要去地方上磨砺一番方才能有进益。身为臣子,能护一方安宁,也是为君父分忧。”
“你既为翰林,在中枢一路升迁方才是正道。”
永安帝提醒道。
京城乃是中枢,在天子身侧,机会自是更多。
地方上则不同,哪怕是封疆大吏,若是进京述职,遇见吏部一个从五品的员外郎都要好声好气。
京官外派,除了兼任总督巡抚外,多是被贬。
陈砚正是立下大功之际,还未封赏,如何能贬?
“中枢于臣升官有利,却于百姓无利,于君父无利,于这大梁的疆土无利。臣虽位卑,必不敢忘忧国。”
权力从来都是自下而上,空有高位又如何?
焦志行乃是次辅,站在了文臣顶峰,又掌管户部,还受天子提拔,可他能为百姓做多少事?
徐门掌管吏部、兵部、礼部,六部他们就占其三,焦志行即便有心想要做什么,也是处处受掣肘,自顾不暇。
陈砚若只想升官发财,只需耐心守在京城混资历,从翰林院或到詹事府或到六部。以他的年纪,只要不犯错,熬也能把徐鸿渐、焦志行、刘守仁等熬死,到时或许也能混个阁臣当当,光耀门楣。
可他真要是这般做了,他就是那亡国奴,甚至比真正的亡国奴更可恨!他明知历史会如何发展,却不尽自己一份力加以干涉,必要受千夫所指。
唯有远离中枢,远离党争,去到地方上才可安心发展。
永安帝虽未下令,但迟迟未升焦志行为首辅,必定是主战的。
此时陈砚主动退就是顺了圣心,又全了皇帝美名。
往后真要是有什么事,皇帝就是念在这份情上,也有可能抬他一手。
为官者需三思而后行,所谓三思,乃是思前因、思后果、思轻重。
在天子眼里,必定国为重,陈砚为轻。
若陈砚执意在这等时候与徐鸿渐斗个你死我活,那就与徐鸿渐并无区别。
打仗并非只要银子,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即便他能拿出一些前世的东西来赚钱,那也是以年为单位来赚钱,难不成让倭寇等他先赚几年钱再去抢劫屠戮大梁百姓?
何况有些东西不先弄出来,光凭一张嘴就想让天子相信并将整个大梁的国运压在美好蓝图上?
即便他能拿出武器,拿出银钱,要去打仗,只要徐门人使些绊子,后勤耽误,亦或是派几个酒囊饭袋的将领,这仗还如何打?
唯有真正把控徐门的徐鸿渐,方才能打此仗,能打赢此仗。
陈砚输给徐鸿渐,输在权势,输在民族大义!
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能调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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