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皖南事变发生,周恩来副主席等就以重庆为基地组织宣传攻势,严厉批评国民党的内战行径。虽然在国民党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压制下,此种宣传对一般普通民众影响有限,但却在国民党内、社会上层和国际舆论方面引起了极大反响。发动剿灭黄河以南中共军队的计划,主要是国民党内军事领导人鼓动和坚持的结果,国民党内多数高层干部直至事变发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变期间一直紧张地在蒋介石与周恩来副主席之间担任联络的张冲,当着周恩来副主席的面也唉声叹气,表示自己已没有脸见人了。
宋庆龄等更联名上书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痛切陈词。冯玉祥也转告中共代表,暗约同情,并断言此定为何应钦之阴谋。孙科得知消息后,虽对人表示他对此不能有所作为,但也深表忧虑与愤慨。在1月16日讨论处置新四军问题的国民党党政各机关专门会议上,文职官员与军事领导人明显地发生意见分歧。直至准备发布取消新四军命令的当天上午,王世杰还赶赴蒋介石的寓所,恳切说明如此处置,不仅有促成大规模内战之危险,而且对有关援助国之观感及沦陷区人心均不免会发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为争取社会及国际舆论,国民党中宣部还在事变发生前,就明令重庆各报务必发表文章社论痛责新四军不听命令,擅自行动。一些报纸为生存计,或措辞含混,或公开遵命批评,私下里再向中共代表处表示了歉意。当时国内的各小党派更是对国民党的这种做法表示反感。据周恩来副主席报告说,基于对国民党的严重不满,章伯钧、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以团结各党各派无党无派和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合作共同进行民主和反内战运动。第三党亦因当局压力日渐左倾,提出了以联苏联共为中心,与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