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毛泽东主席以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向共产国际发出了电报称:新四军上万人按照蒋介石的命令由长江以南地区向北转移,却受到蒋部署的7万军队的围攻,双方已血战八个昼夜。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西北地区集结了30万军队,包围并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集中了20多个师对我在江苏、山东、安徽、湖北四省的游击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进攻。他们还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对共产党人搞大规模的逮捕和屠杀,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因此,我们不能不准备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坚决反击蒋介石的这种进攻。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虽然不像长征前那样教条地听命于共产国际,但此时显然要争取更多、更大的国际社会的理解、支持。
毛泽东主席这时的反攻主张,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一种激愤的情绪。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掌舵人,其对形势估计之严重,以致于不得不未雨绸缪地要求莫斯科批准其全面反攻计划。他不会像项英一样,在转移之前还做二个多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对于转移艰险路途上的实际困难,甚至是劫难想得太少。
却这并不能表明毛泽东主席和中共已经掌握了蒋介石国民党准备全面破裂国共关系的可靠证据。因为事情很清楚,他虽然再三强调“准备对付最严重的事变”,然而蒋介石和国民党全面破裂两党关系,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展开大举进攻的情况毕竟还未发生。因此,用他的话来说,这时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叶、项被俘,皖南新四军全军覆没,蒋介石简直是无法无天!我党如何办?总不能听之任之,忍下这口气。
(二)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副主席和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此时显然比毛泽东主席更冷静一些。15日当天,刘少奇致电毛泽东主席等延安中共领导称:现叶、项已被俘,皖南新四军已全部歼灭。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作全面的大反攻,这里的同志于义愤之余,亦有立即大举反攻之主张,然根据各方面情况,平心静气一想,我们却有下列意见,望中央细心考虑:一、全国局面,国民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共党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蒋介石也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何应钦下令只说严防我军报复,未说即此在全国乘机进攻我军。二、目前华中我占领地区很大,兵力不够,仍不能巩固。皖东北敌伪匪猖獗,已全部成游击区,原来巩固地区均已丧失,淮海区亦不能支持,盐阜区土匪亦蜂起,黄桥已被敌占,海安亦有被敌占领可能。我们部队尚须休整补充。故以华中来看,能在半年、一年之内不发生大的战斗,肃清土匪,巩固现有地区,对我为有利。
据此,刘少奇所代表的中原局领导们的意见以及他自己的意见是: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因为一、目前能在军事上向国民党实行反攻者,大概有下列几着:1、打韩德勤、沈鸿烈。2、华中主力集中,经雪枫地区过新黄河出击。3、陕北部队向西兰大道出击。4、华北部队向河南或向绥远出击。5、全国各地党部实行武装起义。除此以外就只有个别小军事反攻之可能了。二、上述各着,均无胜利把握,亦无大利可图,且系进攻性质,对人民、对部队、对统战朋友均无充分理由。在目前向国民党实行这种反攻和破裂,不独将引起中间分子的非议,即自己部队亦难长期在精神上维系不发生动摇,如果再遇挫折,则对我更有极大不利,那时,反共高潮更难压制,国民党更可借此向我大举进攻,故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
而在政治上反攻则较易行。如向国民党抗议并发宣言,提出释放叶挺、项英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不得杀害一人,赔偿所有损失及抚恤死伤,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要求。且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之命令,国民党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我党破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