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五,贵州东北部的中心城市遵义,迎来了新一年的第一场雪。全面抗战进入第四个年头,但位于西南战区后方的遵义,因没有受到太多的战争的直接影响,当地人正忙着为旧历新年做准备,餐馆里漂浮着特有的茅台酒的酱香。
在街上购买年货的人流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满面风尘的学生。半个月前,国立浙江大学从广西宜山搬迁到了这里。穷归穷啊,中国人的传统嘛,无论何种状况,年总是要过的。
抗战后,浙大从杭州一路西迁,先后落脚于浙江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
1940年的12月,日军开始进攻广西,国立浙江大学组织第五次搬迁,向贵州遵义流亡。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临近年关,才陆续到达遵义。初来乍到的浙大师生对这座山城并没有太好的印象。
遵义,人们常说这个地方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虽说是说说的,但是确实遵义那地方确确实实是比较贫苦的。虽然有钱的人也有,但是大部分的老百姓都比较苦。
普通的当地老百姓穿的衣服都是很多是衣不蔽体,就是穿个裤子,上衣没有的人多得很。
遵义位于贵州东北部,地处云贵高原向四川盆地和湖南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是黔北交通要道;在贵州是仅次于贵阳、安顺的第三大城市;这里盛产柞蚕丝、白木耳、桐油、牛羊皮等;许多土地上种植罂粟;食盐需从四川运输进来,因此盐价很高。
遵义是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一年前就考察好的地址。此时,随着日军不断入侵,北方和东南沿海的大批高校纷纷内迁,加之大批难民一路涌入,遵义人口由原来的七万多,激增到十万人。一年前空闲的房屋,如今人满为患。
国立浙江大学搬到遵义以后呢,与其说是搬,不如说是逃逃到遵义以后,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房屋问题,校舍问题,我记得竺校长当时来的时候,找的地方有一个县长叫牛木真,县长,有一个专员叫牛千钧,他们都非常表示欢迎。但是他们这个欢迎是,不一定落在实处。
那么学校的老师了很大的精力,把稍微空一点的房屋和空地方,基本上就都租了下来。当地学校里面,有的学校放假了,那么他也租下来,有的老百姓家它地方也比较大的。有个地方叫何家巷,巷子里面的话,租了一些房间。
遵义的房租大幅上涨,比浙大到来之前上涨了6倍,出租房屋成为当地居民新的收入来源。
遵义城里的何家巷每年要五千块租金,学校说太贵了,没有这么多钱。但是没有办法,要住、要教学、办公啊,只有一个子弹库,就是现在的遵义十一中,是没有钱的,那是当时国民党的一个子弹库。后来他们子弹库搬迁以后,学生们就搬进去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