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与会人员大都回到了当时的首都——南京。此时北平、天津早已开打,北大是回不去了,校长一时做不成了,胡适也和他们一齐回到南京。
庐山会议既然定了、宣布了当时国民政府坚决抗战的决心,就要看如何具体落实到那些人、哪些部门了。但众所周知,南京政府的一班人,从来就没有团结过,国难当头也不例外。
(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周佛海就在南京西流湾8号建造了一幢园洋房,为了怕日后日本飞机的轰炸,特在坊下造了一个大地下室。
1937年卢沟桥打响后后,顾祝同、朱绍良、梅思平、陶希圣、罗家伦、胡适、陈立夫、张君励等人,常来此躲避空袭。他们常常讨论时局,都对中日战争前景持“战必大败”的悲观情绪。
胡适自嘲为“低调俱乐部”,这和蒋梦麟曾自嘲自己为“北大功狗”一样,保持了当时北大人“擅于”自嘲的传统。
汪精卫虽没有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俱乐部身后的影子,在国民政府的上层,无形中形成了以汪精卫为中心倡导所谓“和平运动”。“低调俱乐部”批评主战派说:“蒋委员长等主战的结果,一个是丢,一个是烧,丢不了也烧不焦的地方,都给了共产党的游击队。共产党指挥下的部队以游击战争回避对敌作战,人称‘游而不击’,实际上他们是想借抗战保全实力,待国军消耗光了,他们就可颠覆国民政府。”
陈布雷、熊式辉也常来,他们的调子也不高,但他们是委座的“侍卫内大臣”。不久熊还带来了蒋介石的告诫之语,大意是:不能动摇,不传动摇的话,云云。
(三).
当7月28日,中国军队在南苑惨败的消息,传到当时的首都南京,传到他们耳朵里,更引起胡适他们的恐慌。他们积极活动,竭力主张于日本和谈。
此前不久,汪精卫曾希望推荐胡适担任外交部长。汪精卫推荐的依据,主要还是胡适同意他的主张;但“一把手”蒋介石却暂未同意,主要原因大概是蒋怕胡适是汪精卫推荐的,如果他就任外交部长之后,一切都以汪精卫的意思办,在外交上他蒋某人不是被架空了吗?其实,蒋介石是知道胡适的才华,和胡在当时西方人眼中的地位的。
所以说,有时人太聪明和太有名望,也成了一件错误的事了。当时国家正在最急需用人之际,而胡适这位大家,直到此时,还没有着落。
现在,“低调俱乐部”的一班人建议:外交路线不能断,力推日本人欣赏的,既年轻又资深的外交官员高宗武负责打通关节,同时决定要找一个要能负责的,又能使蒋委员长言听计从的政治家,来做历史上常出现的那种力挽狂澜的“社稷之臣”,希望他能像历史上著名的郭子仪、曾国藩等等一样,挽狂澜于既倒。
胡适看重的人是陈布雷。于是便有了前文所述的上书委员长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