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二天的座谈会,该着蒋介石发言了。他的发言完全和汪精卫的发言语气不同了。因根据情报,日本内阁已奏请天皇批准,将增兵华北开战。蒋此时清醒了。他意识到,再不坚决抗战,不但自己没人拥护,怕是国将不国了。
——国民党到底抗没抗日?多年以来,说法颇多。看了此书,笔者以为大家自有明断。笔者强烈反对某些所谓历史专家的看法、说法,什么9.18事变、卢沟桥事变,好像整个局势都掌控在腐败的国民政府手中一样,意思就是说,他们国民政府不动员全民抗战是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的,9.18、卢沟桥等等,其实他们都能掌控,真是一派胡言;二次世界大战应从德国闪击波兰开始等等说法,真是阿q精神,难道这样就能和“国际接轨”吗?那我们的义勇军、东北抗联战士的血都白流了吗?笔者以为真确的说法应该是:1931年9月18日,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并不是什么事变,也是二次大战的开始;1937年7月7日是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和中国全民抗战的开始。中国进行的是十四年的抗战!
(二).
于是,时任中华民国实际最高领导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于7月17日,在江西庐山谈话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后人起名为《最后关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芦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诸位关心国难,对此事件,当然是特别关切。兹将关于此事之几点要义,为诸君坦白说明之:
第一,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略去部份)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傍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第二,这次芦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徵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溏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