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后,胡适回忆当时情形,说“我为此事甚为焦虑,所以我决定向全体同学写一封公开信”。
写信的那晚,胡适原本睡下,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所以索性披衣坐起,拔笔而书,“书至夜分二时半”。
信中胡适很不客气地把这种声音称为“爱国癫”胡适的原文是“pat
ioticayi
sa
e”,这个词也可译为“爱国疯”,意为已经丧失正常的理性:“此刻,余要说上述言论完全是疯话。吾辈情绪激动,神经紧张,理智失常,可以说得了039爱国癫。诸位,在此危急关头,情绪激动是决无益处的。激动之情绪,慷慨激昂之爱国呼号,危言耸听之条陈,未尝有助于国。吾辈自称039学子、039干材,若只是039纸上谈兵,则此举未免过于肤浅。”
胡适反对开战,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言论,“此刻言及对日作战,简直是发疯。我何以作战主笔先生说,我有一百万敢决一死战之雄狮。且让大家来看一下事实”。胡适出具的事实是,中国仅有十二万士兵谈得上是训练有素,但装备极为窳劣。而且,海军没有战斗力,最大的战舰也是一个三等的巡洋舰,排水吨位仅四千三百吨。”
以这样的军备开战,“其后果,不仅于国无所改观,而且所得只是任人蹂躏任人蹂躏再任人蹂躏”
此时的胡适固然是个和平主义者,思想上肯定有“不争”的成分。但这次反对“爱国癫”,主要还是出于实际情况的考量。在打不过的情况下硬打,那是拿生命作赌注,胡适是反对的。他以比利时的两个城市为例,鲁汶ouvai
因抵抗而城池残破、人民遭殃;首都布鲁塞尔b
ses则听劝于美国公使,未与德军抵抗,因而城池保全,人民免难。
胡适反对效法抵抗的比利时鲁汶城,“螳臂当车、以卵击石决不是英雄主义更何况比国当时也不曾料想有今日之惨败。就其抵抗而言,他们自以为城市固若金汤,有恃无恐,同时又有英法为后援,为了荣誉孤注一掷,结果导致全盘倾覆。试问,这是真正的勇敢吗这是真正的英雄气概吗”
以比利时为覆辙,胡适提出“为这种英雄主义之039光彩而作出全部之牺牲,值得吗”
在当时,胡适这样做很不适宜,甚至危险,因为北美留学生的战争呼声是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国人对此类事在评价上往往又以道义为裁断。而胡适居然反其道而行之。在北美留学生看来胡适的公开信无疑是亡国,当亡国奴,简直就是卖国。
这封信一登出来,自然遭到留学生们的严厉批评和谴责,留美学生月报的主编邝煦也写了文章,指出胡适写这样的公开信,是“木石心肠不爱国”。
胡适并不避讳,在日记中作了记录:“邝煦堃君月报主笔诋为039木石心肠,不爱国。”
“谌湛溪另一报的主笔来书云:大著结论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这是讥讽胡适为日本立了功,可以封侯了。
另有王君托任叔永转信与胡适,因其内容太激烈,任叔永没转却把它毁弃了,这让胡适觉得任叔永“忠厚可感”。
已经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了,时过境迁。胡适的晚辈和朋友,帮他整理“口述自传”并译为的唐德刚君,也禁不住批评说:
“胡氏在1915年3月19日夜所写的致留学界公函,辞义皆差。英文不像英文,意思尤不足取。一个国家如果在像二十一条要求那种可耻的紧急情况之下,她的青年学生还能安心读书,无动于衷,那这国家还有希望吗不过胡适之先生是个冷静到毫无火气的白面书生。他是不会搞革命的;抛头颅、洒热血是永远没有他的份的,所以他这些话对热血青年是不足为训的。”
唐德刚看来不仅是热血青年,多少还有“愤青”的情怀。几十年过去了,尚未能给那时处在孤立状态中的胡适以同情之理解。
是的。在胡适那封公开信里有这样的话;“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
但细读全文其主旨不是“安心读书”、而是反战。胡适的公开信乃以是国家实力为依归,没有激昂的热情,但却流贯着理性的和负责任的态度。
当年胡适的遭遇放到今天并非就成为过去。那些北美留学生的爱国感和道义感当然不容置疑,但和他们持论不同,就是“不爱国”吗谁又有权力把和自己方式不同的人斥为“不爱国”呢就其动机而言,胡适力表反对意见,就是出于“为039执笔报国之计”。那么,在方式的层面上,很难说“战”就是爱国,“不战”就是不爱。国是什么它不是一个空洞的框架,所谓“国以民为本”,国就是那些有血有肉的民,他们才是国的实体,也是国的根本。
爱国,须以爱民为其衡量,爱民又非一句空话,须以爱其生命为其首要。那么,把胡适批评的“决一死战”拿来,请问,是谁去战是这些遥在北美的白面书生吗所谓叫嚣战争最凶的人,一般是不上战场。同样,“吾辈非战即死”,这“吾辈”,到底是“吾”,还是“辈”说穿了,“吾”只是一个鼓动者,“辈”才是去上战场的人一百年来,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这样去“唤起民众”,而无暇顾及这其中遮蔽的问题。如果说这就是爱国,它能是爱民意义上的爱国吗这分明是以别人的血肉餍足自己的爱国热忱。退一步,即使“吾”上战场,“吾”依然没有权力鼓动“辈”和吾一道,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处置他自己的生命的权利。如果“吾”因爱国而“辈”则必需随从,作为一种道德绑架,它反而是不道德的。
何况爱国,对于某些人,在某些时候,其实是很狭隘的,甚至是反动的。殊不知,那些狂热鼓吹对别国进行侵略的人,挂在嘴上的也往往是“爱国”。和这些人相比,胡适的“世界主义”要高尚的多。不要忘了,马克思说过: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因为写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句话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胡适不爱国吗就在写那封公开信的同时,1915年2月6日,美国的新共和杂志发表一篇自称为“支那之友”的美国人的文章,其认为日本在中国占优势,未必不是中国之福。因为中国的共和已经完全失败,中国人又不适应自治,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而人是需要主宰的。这样,日本的干涉,可使中国得一个好政府。这是中国之福,也是列强之福。因此,远东局势的关键,不在日本是否干涉中国,而在于它对中国事务的管理是否负责有效。
读了这篇文章,胡适很愤怒,他投书新共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这位中国朋友似已忘记这样一个重要事实:吾辈正生活于一国民觉醒之时代。在二十世纪的今日,任何国家皆不该抱有统治他国或干涉别国内政之指望,不管该统治或该干涉如何有益。中国国民之觉醒意味着满洲统治之结束,对任何外来之统治或管理,国人定将愤懑不已。”
在信的结尾,胡适引用了威尔逊的话: “各国人民皆有权利决定自己治国之形式,也唯有各国自己才有权利决定自救之方式。”
与新共和前后,美国的另一家媒体外观亦据这个“支那之友”发表日本与中国的社论,支持这种观点。
胡适一不做二不休,也向它投书,指那位自称“之友”的美国人算不得中国人的朋友,也算不得远东事务的专家。
在这封信的后面,胡适不啻向日美和全世界发出警告: “余作为一个中国人,深知同胞之志气与抱负,因此余敢断言:任何想要在中国搞日本统治或管理之企图,无异于在中国播下骚乱和流血的种子,未来的一段岁月中国将鸡犬不宁。目前之中国,对于任何外来武装之要求,不管其是如何的不近情理,确实没有能力去抵抗。然而无论是谁,如果他想要鼓吹以日本对中国的管理权或保护权来求得维持东方局势之稳定,那么,他定将看到年青而英勇的热血流遍我华夏之共和国君不见反日之仇恨已燃遍了神州大地么 ”
胡适向来是不畏人言的表达自己的观点:“余作文字不畏人反对,惟畏作不关痛痒之文字,人阅之与未阅之前同一无影响,则真覆瓿之文字矣。今日做文字,须言之有物,至少亦须值得一驳,愈驳则真理愈出,吾惟恐人之不驳耳。”
有人说胡适的大病在于“好立异以为高”,但他自己认为“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头,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
或许,这便是胡适的真,这便是胡适的书生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