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请愿。
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知名人士争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也秘密加入。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群起而响应。张敬尧民愤太大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其中,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支持湘人的驱张运动。
驱张运动是民国特别是湖南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日日,谭延闿发出通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原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张敬尧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
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当场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
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面对湘人的责难,只能抱歉地作揖打拱。
请愿团的领衔人范源濂,控述完张敬尧祸湘五大罪状后,悲愤地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
范源濂曾两度出任教育总长,是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他出来发声,自然不同凡响。
他自己把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这时候的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一样,除了无奈的摇头,也同样有心无力。
北京政府既然无法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只能是毫无结果。
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
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
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
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三千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实在无法参与。
不过他认为湘军是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他预测枪声一响,张敬尧所部必定是毫无斗志,夺路而逃。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
民国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湘军开始总攻击。二十七、二十八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二十余里的东阳铺。
湘军兼程疾进,北军果然闻风而逃。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要求北京政府明令讨伐。
徐世昌这一次很强硬,在他看来,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个人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
由此可见,湖南人民的驱张运动也并非是一无所获。所谓量变到质变,虽然没有引起质的变化,但对量的变化是有贡献的。
段祺瑞说不动北京府,便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要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徐世昌当然知道是段在幕后操弄,这次是铁了心,照样不加理会。
对于湘军的攻击,张敬尧怕得要死,他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
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湘军三千支破枪也大显神威。
张敬尧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后在六月三日发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
张宗昌1年2月13日1932年9月3日,字效坤,山东省掖县今山东莱州人。
张宗昌幼时曾接受短暂的私塾教育,但好景不长,家遭变故,少年的他经常衣食无着,饱尝挨饿受冻之苦。为了度日糊口,张宗昌放过牛,当过放铳手、酒计等。痛苦不堪的童年生活既让他过早地饱尝了人间的苦难。
光绪二十三年1带又遇荒年,民不聊生,张宗昌逃荒关外。在东北流荡期间,他在东北打过零工,扛过长活,给老财家放过牧。与扒手、胡匪为伍。
穷则思变,武昌起义后投奔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不久,即随军到上海,在陈其美部下任光复军团长。
民国二年1913年,张宗昌升任江苏陆军第三师师长。
二次革命时,江苏是国民党人讨袁的主要省份,张宗昌第三师被派往徐州防御袁世凯南下的北洋军。然而,张宗昌却在前线倒戈,投降北洋将领冯国璋,从此成为直系之一部。
范国璋,字子瑜,天津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在武卫右军中任职。
一九一零年由营管带升任第六镇十二协二十四标标统,后编入奉天第一混成协。一九一一年升任第二十四镇四十协协统。一九一二年任第二十师四十旅旅长。一九一四年七年率部至湖南任援湘军副总司令。
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五月二十九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其四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
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
长沙人望着这样的排场,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六月三日,这位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就不敢前进了。
这时是湘军一鼓作气,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
六月五日,惯于作威作福外强中干的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
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
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八十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即日解送督署。
张敬尧一直对外宣称死守长沙,这一来可吓坏了长沙人,人们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五十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
六月七日,张敬尧突然变成了主和派,发电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
同时把战败的责任都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
六月十二日,北京政府有电谴责张敬尧:“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
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
因为先一天的十一日下午,湘军已快速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
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
但张敬尧还摆出“战长沙”的姿态。
当晚十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
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长沙城很快腾起了一片火光,响起隆隆的爆炸声。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