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到北京后,立刻便有袁、黎联姻的传说,事实上这不是传说而是真的。袁世凯是不待婚礼举行,就赶着喊黎亲家。
两家商讨这桩婚姻时还有一段插曲,双方都想做男家,害得奉命做媒人的汤化龙忙得两头吃夹棍,最后让步的是弱者一方的黎元洪。
袁世凯把第七和第十子的生辰八字均九岁,和两人在校的成绩单给黎看,要黎从中挑一个。
黎元洪征求太太意见。他的太太吴敬君很在乎嫡庶身份,问:“这两个孩子哪个是大太太生的哪个是姨太太生的”
黎告以都是姨太太生的,吴敬君立即变色说:“那不成,我家女儿都是我所生的,不能嫁给姨太太生的儿子。”
已经答应的事不能出尔反尔,黎元洪这时已身不由己,苦苦哀求太太,才算把这亲事搞定。最后是袁的九子克玖和黎的次女绍芳成就了这十足的政治联姻。
订婚时,黎赠女婿礼帽一顶,大礼服一袭;袁赠儿媳金手饰数件。
后来黎家女儿做了袁家媳妇后,一直郁郁寡欢,竟患了神经病。终身不愈,成为了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黎元洪初抵北京时,袁世凯每次吃饭总尽可能要请“亲家”来共食。
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袁身上披着浙江都督朱瑞花了七千五百元的代价买来“进贡”的皮大氅,黎随口说了一句:“这件东西真名贵。”袁立刻解了下来赠送亲家。
黎虽推谢,袁却坚持要送。
袁对黎真可谓做到了完全彻底地“解衣推食”
不久袁世凯正式下令,准兼领湖北都督黎元洪辞免都督本官。
段祺瑞是袁世凯身边重要的帮手,不能长期放在外面。
按照袁关于湖北都督人事安排的预想,本是要定给他的干殿下段芝贵的。因为调黎入京很难,才让段祺瑞出马。现黎已入京并辞职,障碍已除,袁世凯便于民国三年二月一日调段祺瑞回京陆军总长任上,派段芝贵为湖北都督。
段祺瑞在湖北虽只两个多月,但却圆满地完成了袁世凯给其的清除黎元洪在湖北势力的任务。大刀阔斧地把湖北军遣散,把北洋军调入湖北,从此湖北便成为北洋军的一统天下。
当段祺瑞返回北京和黎元洪相见时,不像袁对黎那么虚伪,而是满脸倨傲之色。他的等级观念很强,觉得自己在清末曾做到署理湖广总督,当时黎不过是湖北一个协统。
至于辛亥革命,他已确信黎是从床下面被拉出来充数的,根本算不上什么革命功勋,所谓盛名之下其实不符。他比谁都清楚,此时的黎不过是袁的政治俘虏,自然就更不把黎放在眼里。
而黎元洪毕竟是被段祺瑞逼出老窝的,对段耿耿于怀也便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黎段之间的这段关系,为日后留下了诸多隐患。
黎元洪在北京,实在不愿意以安乐公自居,很想借一个题目离开北京,以便恢复自由生活。曾经一再表示,愿以“答谢各国承认民国专使”名义周游列国,袁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用拖延手段来搪塞,不作肯定地答复。
黎既然行不得,也只好在北京瀛台做他的副总统兼参谋总长。而副总统因为没有分管工作,和袁世凯一样抓全面,实是什么也不让管;参谋总长工作实际上也是由参谋次长陈宦代行,没他什么事。
黎在北京初期的生活,简直就是幽居,外间鲜有知者。民国三年一月,北京一位名记者黄远庸曾写过一篇访问记,对黎当时的生活有细致的描绘:
“黎副总统到京时,适记者南行,今记者既到京,则吾曹新闻记者对此德望并隆中外钦仰之伟人,不能不表示一番敬意。因以国会议员湖北某君之介绍,偕某某两君约见,黎公快然允许,约以初十日午前十一时许往谒,并约予以赐食之光荣。以吾曹藐然与公无素,而阔达优礼如此,足见公之平民主义也。
“是早某君约予等同往新华门,入总统府,以先有约,故司阍处即由大总统之司阍处传达即命余乘冰船赴副总统所居之瀛台,不须更入门外之招待室候命矣。
“海子中之积冰,已层叠深固,故向日之以舟行者,今以冰船行矣。船形如轿,最多可容六人,船夫着毛革之鞋行于冰上,从后推转,故极迅疾,瞬息已抵瀛台矣。
“入门则兵卫三五而立,稍进即有与此介绍某君操鄂音道寒暄者。余前此闻黎公在鄂时,守卫已尽易北方军官,足知不尽确。余等所入之客房,榜曰副总统办公处,即前之景星殿。此处一为秘书室,一为副官处,其对过即庆云殿,则饰以洋式陈设,右为应接之洋室,左为大餐间,即副总统赐余等以午餐之处也。
秘书室伏几而办事者有二三人,皆朴素无华。副官长为少将唐君在寅,则竹布之衣,谦光可挹。唐君盖始终随侍副总统,在鄂时固不常出门,到京后绝对未出大门一步者也。
“副总统之眷属及厨役乃至马车御者,皆已偕来,惟其左右之领有徽志得以随时出入总统府者只六人。余辈出入,皆须随时传达或许可,足见黎公约束之严矣。
“庆云殿中陈设稍新,景星殿则普通木器数事,足供起坐而已。其中间为副总统每日会客之厅,余所见二殿中前清南书房供奉之墨迹依然陈列,皆光绪时全忠恒勋徐会沣所书,长额大字皆录诗经、书经中成语之关系为君之要道者,字尤板滞无味。某君谓做皇帝最苦,连行书都看不见,可谓确切。余意今日何复更须此等物事,宜并置之高阁而稍易以美术的陈设也。殿外置有轿子一顶,盖即清制所谓二人肩舆者,凡副总统往谒大总统或大总统来访副总统,均坐此等制度之轿。实则二公所居相距至多不过二百步矣。
“余等在殿中候命,而是日适值段芝贵自南返京,即日来谒总统及副总统,坐谈极久,候段氏出,则更会客二班,毕后已十二时,故副总统不于常座见余等,即命余等在庆云殿中之应接室接见。入殿后副总统即入,余等行严肃之一鞠躬礼后,依次入座,副总统略询数语,即命入对过之大餐间会食会。副总统之丰采,读吾通信者,想已面接或已见其写实,固不烦余之叙述。余一言足慰读者,则公之丰采健硕,绝无风尘之色,而一种严肃和蔼之气,自是令余等生畏悦之容者也。
“餐座中并副总统共五人,二客系鄂人,中有一客乃从湖北新来者,余与某君则非鄂人。余首问副总统前此何时曾来京公答尚系光绪三十四年。余问亦常住过北京否公答首尾不到一个月。故公之语言,乃纯然湖北口音也。座中所谈,以湖北事为多,公询自湖北新来之某君以都督府近状,以军队近情,而尤以个人消息为多。凡称其人,必称其号,不称其名,并荷关念其人有无饭吃。余以知公之深于情也。公语及裁兵退伍事,云我们总要给人家一条路走,故我前此于所裁之人予以退伍金,自二千元不等,以其有此款,或耕田,或做小买卖,不致他变也。
“公又语及某事,有一名言,谓总不可以激烈对待暴乱。他们本来暴乱,若以激烈意同操切待之,则必闹出事来。余证之公起义后在湖北之行事,此寥寥数语,盖足以尽其精神也。至其所语何事,则吾辈秉新闻记者之德义,当然不能泄露也。座客询及章太炎近状,请公设法保全者,公答必可无事,因大总统亦雅意保全之也。惟彼前日来府,穿大毛衣,执一羽扇,挂起勋章,见人就丢茶碗打人,如此难怕不闹出事来。送往各处,各处皆不肯收,故暂送拱卫军之教练处招待。刚才我黎公自谓与xxx商量,叫他们务必请他夫人来京伴住,令有一种慰藉,或不至生他变,那怕盘费都由我出亦可。某君答其夫人甚有学问,前此有家信来,太炎不忍阅看,谓看后恐消磨其与人家拼命之心。黎公答所以我们必须请夫人来伴居。总统是必给他日用的,若到他处去,这一宗常年的款何处去出云云。足见公之笃于待士也。
“余于此一席中,更得悉公之不吸烟,不饮酒,座客皆饮白水一杯而已。鄂中某君语我曰:公自奉既薄,固以推爱及客,在鄂时开茶会,常以中国自制瓶之勃兰地酒供客,客有不堪引满而罢去者。座上水果,往往窳苦不可食。余等是日虽饱德无穷,然公之俭薄,固有可以证明之资料也。会食既毕,承启官报陈次长来谒,即参谋次长陈宦是也。余等乃谨兴辞而出。闻之人云:公到京后,亦已不甚闻问参谋部事。惟陈次长常往禀承而已。余归后,有某君问余以谒见黎公后之所感,余方嗫嚅无以形容,某君即谓其天真照人处最为可慕。余不觉点首。呜呼,神圣哉,优美哉,此天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