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惟恐因各列强不能满意,而惹出重大事端。于十一月 九日下午特派外交大员至四日、英、俄、意国公使馆,非公式地知照,借以缓和情势。
表示:帝制一事,暂且延缓,本年内断不实行。
已经是年底,本年内天数其实已所剩无几,实是自欺欺人。
同时邀请四国公使于十一日中午前来外交部,由外交总长陆徵祥给以正式答复。
陆徵祥在答复中,除复述前次知照四国之语,谓中国政。府对于变更国体问题,绝无欲速或急就之意思外。
称:“就各省已定之选票数而观,赞成者业逾全体之半,是国体变更,早为多数国民之志愿,即此可为明证。惟政府与各枢部,及庶政各机关商酌后,佥谓变更之案,一经国民议决,应行筹备之事,既杂且多,非宽假时日,恐细节难臻完美,似宜另定相当日期,举行大典。
“是以延期之举,揆诸民意,虽非其所乐闻,而在政府,实有不能不缓之理由。况党人之匿迹于中国治权以外,冀乘此时机四其煽惑,诬蔑攻击变更国体主张者,似颇不乏人。即四国之殷殷忠告,亦受此煽惑,所以延期实行,势在必行。不过倘有任何意外,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
这些答复很含糊,顾左右而言他,总是强调袁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这自然让列强放心不下。仍一再照会袁,要求变更国体从缓。可是袁世凯怕夜长梦多,一方面不想放慢称帝的脚步,另一方面又不想把和几国的关系搞僵,便希望自己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能出来帮忙。特别是做一下日本的工作,因为日本反对的最为强烈。
朱尔典很为难,但还是琢磨出了一个主意。他认为中国当时对欧战中立,而日本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共同对德国宣战。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对中国有任何行动,英国都不便出面反对。想改变这个态势,唯一的途径是中国立即参战,加入协约国一边,和英国有了同盟关系,这时英国就好说话了。
朱尔典这样做,也是履行他的外交职责,借机劝中国加入协约国。
朱尔典将这一计划,通过陆徵祥正式之答复给袁世凯,此计划也曾获法、俄两国驻华公使的同意。
十一月二十日朱尔典又找陆徵祥问结果,陆说:“问题可以谈,不过英、日、法、意、俄五国对中国提出帝制问题的劝告,现在只有贵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难于处置。”
陆、朱这段接触被美国报纸披露,日本大为不满,于是朱尔典颇感狼狈,发表谈话否认其事,北京外交部也极力否认。
朱尔典深怪中国外交当局不能保守外交秘密,英国外交部则有撤换朱尔典的消息。
不久,美国报纸又刊出中、英正秘密洽商结为同盟,条件是英国负责说服列强承认中国恢复帝制。
这消息使日本人忿怒,且引起英国的恐慌。为了缓和日本的矛盾,英国外相葛雷训令英驻日大使葛林于十一月二十七日访问日本外务省次官币原,保证英国在未与日本协议前,决不会缔结中、英同盟。
日本外相石井则一再表示有关中国问题,非得日本同意或是有日本参加,不得成立任何协定。至于中国帝制问题,则待欧战结束后再行考虑。
袁世凯和朱尔典有过一次密谈,密谈记录上有袁亲笔“严密”二字,以下便是袁、朱的密谈记录:
朱使问:“君主立宪实行之日,当不远矣”
大总统答曰:
“近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各官,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至于今日,全国赞成,予惟有顺从民意。”
朱曰:“若国中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
大总统曰:“内乱不能决其无,但不至扩大。余可担保治安之责。惟对外问题,殊为焦虑,不知东邻有如何举动。内地治安,可保无虞。至东三省及蒙古,实难预料。该处日人甚多,倘有日人被杀,不论华人为首犯,日人为首犯,日人即可乘此造出机会,此不能不虑者也。”
朱曰:“日本劝告,或系照例文章,至于乘时取利似亦难言。”
大总统曰:“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忙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君主民主,本视民意而从违。若仍行共和政体,大总统任满可以休息养老;若君主政体,则责任太重,恐非我力所能胜。”
朱曰:“查现在各国,不论君主民主,无有如大总统之权之重且大者。英皇之权无论矣,即德皇、日皇、美国大总统之权,皆不及也。”
大总统曰:“贵公使此论颇合情理,余处现时地位,百分责任,自担八十分,而各部共担二十分,按理而论,余应担二十分,而各部应担八十分,乃为公允。”
朱曰:“若他人担如此重任,眠食俱废矣。”
大总统曰:“余思自为皇帝,不过若干年,惟与我子孙甚有关系。中国历史,王子王孙,年深日久,无有不弱之理,是亦可虑。”
朱曰:“儿孙自有儿孙福,何必虑及百年以后之事若能善立家法,令其多得学问阅历,则王子亦兴,平民子弟亦兴;若弃家法学问,则又从何而兴乎”
大总统曰:“当日提倡共和者,不知共和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者,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于其脑中,其或百中有一只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君主,固未尝梦到也。”
朱曰:“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使柔克义亦屡言之。南北讨论之时,唐绍仪因一时之感动,未察国家万年之计,主持共和,不可谓非失策矣。”
在列强对中国帝制问题使用压力的时候,日本是最认真的,前面已经提到日本个别地或是联合地对袁采用压迫。
当十二月十二日袁世凯正式接受帝位推戴后,日本公使于十三日单独照会外交部,谴责中国对帝制问题的答复没有诚意,要求于十五日以前给以满意的答复。
十五日,日置益公使偕同英、法、俄、意国公使到外交部提出第二次警告时,日使代表各国发言,他说:“前此各国提出有关帝制问题的劝告,中国曾声言不遽从事,并担保中国境内治安的完全责任。因此,日本与四国对中国决然采取监视的态度。”
这是列强联合压力,其方法是由劝告变为警告,由旁观变为监视。
早在十月十二日,袁曾派驻日公使陆宗舆以中国代表资格庆贺日皇加冕。这时为了讨好日本,又特派农商总长周自齐为赴日贺礼赠勋特使,代表袁颁赠日皇以大总统级的大勋位。周的任命发表时,袁特升周为上卿以示隆重,并派专门办理对日外交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以“仪同特任”待遇为副使,一切都显示对日本的关系列为最重要。
北京外交部电令驻日公使陆宗舆将中国派遣特使一事通知日本,预先商定特使行程,预计民国 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抵东京。陆宗舆和日方联络后,据悉日本将以亲王之礼接待中国特使。
民国五年元月十四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日使馆内为周自齐特使饯行,宾主颇尽欢。不料第二天日本公使馆忽然打电话给外交部说:接到东京急电,请周特使缓行。
而陆宗舆也有电报报告:日本外务省通知中国公使,请周特使展期成行,大勋位未便接受,因为中国共和制度即将废止,大勋位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了。
原来,中国派特使赴日消息刚发表,袁的新华宫中就发生了重要密件被窃事件,当周自齐赴日消息流传时,英、美、法、俄以及其它有关国家都十分重视这件事,认为中日之间一定有不寻常的秘密交涉在酝酿,于是用各种方式从事特务活动,想揭穿这个谜底。
法国驻华公使康悌,通过他的华籍职员方璟生,把袁的“内廷”瞿克明收买了。瞿克明的母亲是袁的老女佣,所以瞿自小就在袁身边,方利诱瞿克明配了一把钥匙,偷偷打开袁的机密文件箱,把中日密约草案悄悄地偷出来交给方璟生,方拿回使馆给康悌,康悌乃拍照收存,原件仍由瞿克明送还原处。
这份密约后来不知怎的却在纽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于是中日秘密交涉便公开了出来,成为国际间一件大事。这当然对袁世凯和日本都是严重的打击。英、美、俄、法、意五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日本内阁提出责问,日本当局大感狼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