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所谓洪宪六君子中,名气最大的当属严复。
严复1921年10月27日,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县人。近代极具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新法家代表人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先后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
他所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对后世的翻译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光绪二年严复以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名学生被派到英国学海军,回国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他虽然是学海军,但他名驰中外的,是翻译西洋名著。
他曾参加过唐才常主持的张园“国会”,被推为副会长,容闳为会长。清曾命令拿办参加会议的人,严复乃避难上海租界,致力于译书事业。
先后译成天演论、名学、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原富、法意、社会通诠、名学浅说、介绍西方学说,严是中国第一人。
他和同乡人辜鸿铭、林纾齐名,为文坛三雄,不过严复是致力于把西洋学说介绍到,输送到国外去;林纾则是以古文通俗为终身工作。三人均有成就,各有一条工作之路。
辜鸿铭曾在德国和法国留学,回国后为张之洞幕友,专研作品春秋大义。他的思想为复古派,反对共和,不求功名,不过却瞧不起同乡遗老陈宝琛和郑孝胥。他的记忆力特别强,精通各国文字。
袁世凯任北洋大臣时,曾经延揽严复,他很瞧不起袁,所以坚决拒绝。
他曾说: “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够得上延揽我。”
待到宣统继位。摄政王载沣迫袁离开军机大臣位子时,他却颇同情袁,不胜惋惜地说:“看来看去,袁还算是一个国家的柱石,置之闲散,未免可惜”
这是个真性情人,当袁世凯倒霉时,别人对袁世凯都是避之不及,他却敢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也是袁世凯坐火车回原籍,去车站送行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而另一个就是杨度。
民国成立后严复任京师大学堂的监督。
当全国一致拥护共和时,他认为当时是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
组织筹安会,杨度主动去找严复,开门见山地说:“幼老,您是反对共和制度的,近来德皇威廉第二也说共和制度不宜行之于中国,您对此有何高见”
严冷冷地说:“我没有高见,国事不同儿戏,岂可一改再改”
杨说:“中国非统一不可,欲统一则非有一雄豪君主统御,我们想发起组织一个研究国体的团体,请幼老为发起人如何”
严复冷冷地答: “你们何必研究称帝称王自为之可也。”
杨见话不投机赶快改变口气说:“幼老您错了,政治主张不本学理而行则不顺,学者不以其所学献之国家则不忠,您是才望俱隆重的高士,岂可高卧不出,如天下苍生何”
这句话却打中了严的心坎,于是说:“好吧你们去发起,我可以列个名。”
第二天,筹安会发起筹组的消息在报上刊布,严复的大名赫然在发起人内。
李燮和1927年,字柱中,号铁仙,生于湖南省安化县蓝田镇。
李为光复会元老。一九零零年,李燮和到长沙求学,得识黄兴、刘揆一等人,自此走上革命道路。李燮和首先加入了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并约集同志者创建了一个“黄汉会”,作为华兴会的外围组织。“黄汉会”意即反对满清,恢复黄帝和汉族的荣耀。
李燮和参与了华兴会的一系列反清活动,曾与谭人凤等策划在湖南宝庆今邵阳一带组织起义,参加过萍醴起义,失败后逃亡到日本。
辛亥革命后,黎元洪委他为长江下游招讨使,他到上海策动警察响应起义,在吴淞挂了一个“光复军总司令”名义。
刺杀宋教仁案发生后,他由湖南到了北京,以调和南北自任,实际上是因为穷得没有饭吃,想借此找机会。恰巧碰上了杨度,即被杨所收罗。
民国四年八月上旬,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要回国时,袁授意他写了一篇共和与君主论,并命法制局参事林步随译成,送交亚细亚报发表,正式拉开了恢复帝制的序幕。
紧接着,杨度的筹安会登台表演了。
八月十四日,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人联名通电全国,发表筹组筹安会宣言,全文如下:
“我国辛亥革命时,中国人民激于情感。但除种族之障碍,未计政治之进行,仓卒之中,制定共和国体,于国情之适否不及三思,一议既倡,莫敢非难;深识之士虽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以免一时危亡之祸。
“故自清室逊位,民国创始绝续之际,以至临时、正式递嬗之交,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痛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图,祸将无已。
“近者南美、中美二洲共和各国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等莫不始于党争,终成战祸,葡萄牙近改共和,亦酿大乱。其最扰攘者莫如墨西哥,自麦亚士逊位之后,干戈迄无宁岁,各党党魁拥兵互竞,胜则据土,败则焚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卒至五总统并立,陪国家于无之惨象。
“我国亦东方新造之共和国家,以彼例我,岂非前车之鉴乎美国者世界共和之先达也美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此义非独古博士言之也,各国明达之士论者已多,而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着,乃亦谓中美情殊,不可强为移植。
“彼外人之轸念吾国者且不惜大声疾呼,以为吾民忠告,而吾国人士乃反委心任运,不思为根本解决之谋,甚或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誉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
“我等身为中国人民,中国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默视,坐待其亡用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对于国势之前途及共和之利害,各摅所见,以尽切磋之义,并以贡献于国民。国中远识之士,鉴其愚诚,惠然肯来,共相商榷,中国幸甚”
宣言中所谓的“国中深识之士”,就是影射了袁世凯,以“明知隐患方长,而不得不委曲附从”,为袁世凯的忽而赞成共和,忽而改行帝制的反复无常而辩护。把美国大政治学者古德诺抬出来,举了那么多拙劣的例子,竭力证明君主较民主为优,中国不能不施行君主政体;
最后硬性地作出结论,明确地提出君主制较民主制为优。
八月二十三日,筹安会在石驸马大街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严复、李燮和、胡瑛、刘师培为理事。
杨度如此热衷于君主制,肯定有趋炎附势的动机在作祟,但不能否认,那个时候,他在思想上就是这样地认识。他是学者,基本的良知还是有的。杨度的一生,极富戏剧性,这个曾经的搞复辟倒退的吹鼓手,最后竟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
筹安会给会员的通知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筹安会成立后除了发表宣言外,还电请各省将军、巡按使及各团体选派代表晋京,共同讨论国体问题。全国都知这是袁家班的把戏,做官的趋炎附势,为保持禄位,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
不久,湖南、吉林、安徽、南京等处相继组织分会;只有广东分会取名为集思文益会,系梁士诒派所组,不肯依附于杨度的筹安会。
筹安会虽然通知会员说:“本会宗旨,原以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之是非与事实之利害为讨论之范围,此外各事,概不涉及。”
然而,在会员填写入会书后,发现筹安会并不是个研究机构而是一个行动机构,它的行动就是“劝进”。
对于志愿参加入会的人来说,巴不得这是个“从龙”机会,所以当筹安会把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时,大家当然一致填写君宪了。
筹安会做了一个好像今日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工作,然而它的民意却都是假的,虽是假的,却假戏真做。
接下来,筹安会发表了主张“君主立宪”的第二次宣言。
这个宣言分为求治和拨乱两部分。求治部分是要“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拨乱部分则说:“无强大之兵力者,不能一日晏于元首之位。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
结论是“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则而行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