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条”的签订,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袁世凯和他的幕僚们,对其虽然已经有所认识,但对后果的估计仍是远不够的。
满清政府为什么被视作无能政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签订了那些如同“马关”、“辛丑”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你民国取代了清廷,丧权辱国的条约照签订不误,人们怎么能不对这个民国,对袁世凯和袁政府失望呢
事实上,“二十一条”的签订不但使袁世凯和袁政府的威望大减,而且为后来的历史埋下祸根。几年后的一九一九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索也正是这个“二十一条”。
签订了“二十一条”,日本的那些狂热的民粹主义和军国主义者自以为得志,自以为占到了大便宜,其实正是他们坑害了日本和日本人民。往远了说, “二十一条”的签订,使日本在国际上声名狼藉,引发这些人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发动侵略战争,最终的结果是使日本的国家和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而就是在当时,也让日本在中国的侨民的日子很不好过。
“二十一条”的签订后不久,袁世凯曾对其秘书曾叔度言道:“购地、租地,我叫他一寸地都买不到手。杂居,我叫他一走出附属地,即遇危险。至于警察、顾问用日本人,用虽用他,月间给他几个钱便了,顾不顾,问不问,权却在我。我看用行政手段,可以破坏条约,用法律手段破坏不了。又其他各条,我都有破坏之法”。
此举效果如何,曾任袁秘书的曾叔度在忆及此事时引日人言:“我等被囚禁于附属地界内,一步不敢出附属地”。“我等名为顾问,其实绝无人顾,绝无人问。”
“二十一条”的签订,加之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对两个民族感情造成的伤痕,可以说至今还不能痊愈,这难道不是这些军国主义者给他们的后代造的孽吗
如果说日本是凭实力,迫使袁签订了“二十一条”,而袁世凯能取得全国的政权,爬上大总统的宝座,不同样是凭借实力吗
要是论个人的威信和魅力、论人品,这个大总统能轮上他当吗不说别的,就他在戊戌维新中出卖光绪帝那件事,什么时候被提起,都会被臭出几里地。
毫无疑问,是北洋军把袁世凯抬上大总统的宝座。
北洋系的基础,建立在小站练兵时期,袁世凯手下的这些得力干将也大多来源于小站练兵。谈到袁世凯的北洋军干将,首先当属“北洋三杰”。
这时,“北洋三杰”的情况是:冯国璋外调南京,主持长江一带的军事;段祺瑞在中央统理全国军事;王士珍已退隐正定。
谈到“北洋三杰”,排在首位的当然是段祺瑞。
而此时段祺瑞正以陆军总长身份,不但对北洋军系独揽大权,即对于全国军事亦有统筹之权。北洋军的新生力量,多数是由他所培养和提拔,这一块越来越成为袁世凯的心病。
段祺瑞与袁世凯的其他将领不同,最大的不同是这个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有自己的原则。不像段芝贵等人,什么都听袁世凯的,总是看袁世凯的脸色行事。
论能力,袁世凯的手下无人可与段祺瑞相比。要是真有需要,把他派过去也真的顶用。但能力强,有独立思想的人也有他们的局限,就是不那么听话。比如这段祺瑞,有时候就没有段芝贵好用。
最让袁世凯受不了的是,段祺瑞似乎对共和情有独钟,三句话不过就能冒出一句:“维护共和”。更可气的是这话袁世凯听着刺耳,却又找不出毛病。
不光是袁世凯对段祺瑞有诸多不满,段祺瑞那边,对袁世凯也大不如前了。
北洋系里相传有这么一段故事:
袁称帝以前,小站旧人早已恢复了跪拜礼,唯独段祺瑞不肯。已经是民国了还要曲膝,他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
袁世凯对此虽然嘴上没说过什么,心里显然是不高兴的。对此,同是袁世凯左膀右臂的冯国璋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冯国璋几次劝段祺瑞说:“芝泉,你别任性吧,皇帝和终身总统有何区别跪拜礼和脱帽鞠躬礼又何尝不是一样”
这一次,冯拉了段一齐到袁国璋那儿去拜年,自己先跪下去,段祺瑞见冯下跪,没有办法,只得依样画葫芦了。
袁世凯见了这两员大将一齐跪在自己面前,倒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身来,呵着腰说:“不敢当,不敢当”
两个人坐了一会,再至袁克定处,也行跪拜大礼,心中当然是十二万分委曲。怎知这位大少爷却端坐不动,受之泰然。
段祺瑞一肚子冤气,怒冲冲地跑出来,埋怨冯国璋说:“你看,老头子倒还谦逊不遑,大少爷却架子十足,哪里拿我们当人我们做了上一辈子的狗,还要做下一辈子的狗”
冯国璋亦连连摇头说:“芝泉,莫说你发怒,我亦忍耐不住,今后我跟着你走,我们不能再当一辈子狗了”
冯、段的不满,后来有人传给袁克定,埋怨他不该摆架子激怒了北洋的两大将。
怎知袁克定却淡淡地说:“这正是我要的,这两个人都是老头子养大的,现在他们都有点尾大不掉。我若不折折他们的骄气,将来他们更不得了,难免不爬到我的头上呢”
北洋军人那一年都向袁行跪拜礼,袁在接受他们大礼时,总是喊着自己儿子的名字说:“你们快来还礼呀”
袁克定从不答应,俨然以未来储君自任。
这是小过节,虽使北洋系的将领对袁世凯寒心,还不是致命伤。最致命的,是他们逐渐感觉到袁世凯不肯和他们说真话,并千方百计地解除他们的兵柄。
他们觉得:“鸟还未尽而弓已藏,狡兔未死而走狗将烹既然老头子已不把我们当作人了,我们又何必对他忠心呢”
在“北洋三杰”中,王士珍比较最随和,没有个性,因此袁世凯对其最为放心。
民国成立后,王士珍就回到正定原籍,不问民国政治。由于袁世凯越发容不得段祺瑞,便打起了借重王士珍排挤段祺瑞的主意。
民国三年春天,袁派长子袁克定乘专车到正定去迎王士珍进京。
王士珍表示无意于再参加政治活动,袁克定说:“参不参加政治是一件事,父亲邀请你去京谈谈又是一件事,如果你一天不启程,我也只好留在正定促驾,无颜面回北京了。”
王士珍被大公子这么一逼,终于情不可却地随同袁克定来到了北京。
袁世凯立刻颁授王士珍为陆军上将,并且派为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坐办。
统率办事处是民国三年五月九日成立的,由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特派的高级将领组成。陆、海、参三部总长是当然办事员,第一批所派的办事员,只有荫昌、王士珍、萨镇冰三人,其后加了蔡锷等。
这是袁世凯把全国兵权从陆军部抓回自己手里的一项具体措施。
自从统率办事处成立以来,总统府的军事处也就取消了,段祺瑞退为办事员之一。而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袁世凯在宣统初奉“旨”养疴时,曾把价值三十万元的府学胡同私宅慷慨地赠给段祺瑞。段祺瑞从那时起便住在这所房子内,在该宅辟一个侧门以与陆军部军需司的走廊相通,经常由这门出入。
自统率办事处成立后,段祺瑞就不大到部议公,一切部务都交由他所宠爱的门生陆军次长徐树铮代拆代行。徐树铮是段祺瑞最亲信的人,却是袁世凯最讨厌的人。
一次袁世凯表示要把徐树铮调职,段祺瑞觉得这简直是成心在找他的麻烦,因此沉不住气大声地说:“很好,请总统先免我的职,总统要怎么办,便怎么办”
民国四年五月,正当日本提出廿一条的时候,陆军部上了一道请求增加职员薪金的呈文,袁亲笔批下:“稍有人心,当不出此”八个大字。
由于段祺瑞不到部办公,自然对陆军部公事也不看,有次袁问段祺瑞某件公事,段祺瑞说不知道。
袁世凯马上正颜厉色地质问段祺瑞: “怎么,刚刚我看到陆军部送来的公文,你是总长却不知道”
廿一条签署后,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所以要向日屈服,只是因为中国不能抗日;为何不能抗日因为陆军不能作战,陆军部务无人负责,因此政府不能孤注一掷,冒险去抗日。
段祺瑞是个何等聪明之人,当然更知道进退,于是向袁世凯呈请辞职,并且不俟批准便赴西山养疴。
袁世凯当时有意拉扰蔡锷,准备让入京不久的蔡锷接任陆军总长;后来觉得这样重要的位置不能旁落,最后还是决定留给自己的北洋的嫡系,于是陆军总长一职便落在王士珍身上。
段祺瑞的请辞,当然是被迫的,但是他有病也是真的,所以他请辞后即赴西山养疴。而袁世凯则一再假意挽留,只准段祺瑞请假,一再给予延期,同时派王士珍代理。
北洋“三杰”中,王士珍与段祺瑞感情尤深,因为不肯卖友,他一再坚持不肯正式就任陆军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