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梁启超在写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看来,梁先生也认定陈其美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指使。
但是陈其美和宋教仁交情深厚,又同为一个战壕里的同志,而且宋被刺时,陈就在身边,事后表现也可圈可点。在宋案中,虽然陈其美疑点重重,但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就是杀宋的幕后黑手。
那些宋陈恩怨,不过都是捕风捉影。
如果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人都不是幕后指使,还有别的人吗
其实除了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三个嫌疑人之外,“宋案”的幕后指使者,从现有的资料看,至少还可能是另外两个人之中的一个。
其一,是洪述祖。
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说:“宋遁初被难后,洪自南来,又见总统一次。总统问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这还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见袁颜色不对,出总统府,即到内务部告假,赴天津养病。”
张溥泉:字溥泉,河北沧县人。一九零四年参与创立华举会,一九零五年参加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同盟会交际部主任、国民党参议。一九一三年当选第一届国会参议院议长。自一九一七年后任护法军驻日外交代表、军顾问。一九二零年任广东军顾问。
张溥泉是老同盟会会员,他的话可信度高。
后据袁二公子袁克文回忆:“家父曾说:我代人受过多得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如果上边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所记,洪述祖和袁世凯见面和对话确有其事,那袁世凯对刺杀宋教仁是不知情的。而是做为袁世凯的手下的洪述祖,求功心切,私下安排人员刺杀了宋教仁。这一点,从想邀功请赏的应桂馨后来的表现可以看出端倪。
有个史料记载,袁世凯曾嘲笑洪述祖,说他净说空话不干实事,这话是有针对的。此前,洪述祖曾说过能拿来陷害宋教仁的材料,从袁世凯处预支五万块钱赏钱,结果赏钱拿出去了,一无所获。
所以,当洪述祖说,应夔丞可以搞到构陷“孙、黄、宋”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东西,再要钱的时候。袁世凯要求先把东西拿来,再说钱的事情。
应夔丞想的是空手套白狼再骗30万块钱,洪述祖发现应夔丞是在骗他,觉得没脸见袁世凯,也没办法向大总统交代。
被嘲笑不干实事的洪述祖决定干一件实事,他马上告诉应夔丞拿不到材料的话就趁机下手。因为,他可能不只一次的听袁大总统说过,宋教仁如果当了国务总理,可是比唐绍仪当国务总理更要麻烦得多。洪述祖自以为是的“揣摩上意”,以为袁世凯要除掉宋教仁,便有了洪述祖主谋刺杀宋教仁地自作主张。
或许,洪述祖应该就是大家一直要寻找的元凶,在他得指使下,应桂馨又安排武士英刺杀了宋教仁。也正应了袁世凯所说:“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
如果洪述祖是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所指使,有一件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洪述祖在被处死前,都没有说出袁世凯或赵秉钧。那时,这二人已经死去,真要是他们指使的,洪述祖已经没有后顾之忧,相反可以减轻自己的罪行,他有什么必要保守这个机密呢这是否也是个佐证呢
但是,洪述祖在为自己辩解时,一直坚称:他给应桂馨电报中关于搜集宋教仁“黑资料”方面的内容可以证明。而除“毁宋”外,好像再没证据证明是洪述祖指使应桂馨杀宋教仁。
因此也有另一个可能,是应桂馨自己把“毁宋”理解为“杀宋”。或者,应桂馨没把“毁宋”错理解为杀宋,因为“毁宋”的材料搞不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把宋杀掉,比“毁宋”干得更彻底,得的赏钱不就更多吗这样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能排除的。因此,杀宋教仁的主使人是应桂馨自己,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宋教仁死后,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是主谋”上,但大家都忘却了宋教仁的最后嘱托:“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
或许,做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应该预感到自己的死会干扰共和的大计。事实上宋教仁的担心恰恰成为了现实。
宋教仁的死,不但影响了他死后的政局走向,也宣告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蜜月期的结束。
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以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极力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
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
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
一九一三年四月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也就是前边提到的张溥泉、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林森为全院委员长。
正当国民党为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遭遇了迎头一棒。因为,不久后进行的参众两院议长选举,已经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却没能继续保持优势,众议院议长却落到了共和党的汤化龙头上。国民党在议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汤化龙实际是共和、民主、统一等进步党系的党魁之一,背后有袁世凯撑腰支持。众议院议长选举时,在袁世凯的收买和分化活动帮助下,他经过三轮选举才勉强击败国民党的吴景濂。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随“宋案”之后,另一件搅动民国初期政坛的大事发生了。
因为,也就是在国会选举的这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的长期巨额借款。双方交涉已久,最终在一九一三年四月有了结果。
清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 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十万镑清就垮台了。
袁世凯为摆脱民国初建时资金困难的处境,为处理善后问题,策划将这笔贷款改为民国北洋的“善后大借款”。
北洋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袁世凯起初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结束南京临时,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
二、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
三、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四、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
简言之,就是解决革命中所产生的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袁世凯以全国领袖自居,急于以解决这些问题来建立他的新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北京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而最方便的乞求对象就是四国银行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