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大地倚太行而扼黄河,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因离京畿极近,对清王朝的统治,地理位置尤为重要。
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省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和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著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竞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 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腐败,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 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
凡有自愿申请者,宝熙则有求必准。
这样,大批有志青年纷纷赴日留学,接受新的思想,并有机会与在日的革命党人联系,接受他们的影响和熏陶。
宝熙11942,满族正蓝旗人,爱新觉罗氏,字瑞臣,河北宛平人。光绪十882年进士,始任翰林院侍读,一九零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一九零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任山西学政。是个忠于职守,热心新式教育,努力做事之人。他在学政任上,多有建树。
省城太原各大中小学堂的创办,不仅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而且还为后来辛亥山西义举培养了诸多革命党人。
一所所学堂的创办,一批批留日学生的派遣和陆续返回,使新思想和新文化向山西各地传播。
加之一九零一年至一九零五年间,以知识分子为骨干的爱国革命团体,在全国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民主革命思想在山西也同样迅速得到传播。致使山西的政治生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全新的富有活力的精神风貌。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官费留日学生,共有五十人。其中山西大学堂二十名,师范学堂十名,他们到日本后差不多都是学习文、法、医、农、实业或师范。另二十名是武备学堂毕业生,到日本进入了陆军振武学校,专学陆军。
一九零五年,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团体,创立了中国同盟会后,山西留日学生积极参加。
第一批参加同盟会的就有谷思慎神池县、王荫藩汾阳县、荣福桐太谷县、景耀月芮城县、王用宾猗氏县、荣炳阳曲县、温寿泉洪洞县、阎锡山五台县、赵戴文五台县、乔义生临汾县、王国祜新绛县、焦纯礼忻县、张呈祥赵城县、景定成安邑县、何澄灵石县等。
由于参加人数多,中国同盟会批准他们成立了同盟会山西支部。
山西的第一批民主革命的骨干,在远隔大洋的日本逐渐成长起来。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先生指示总会,选择军事骨干二十般的社会活动,保持秘密身份作为回国后各省军事运动的骨干。阎锡山、温寿泉、何澄、乔煦、张瑜等参加“铁血丈夫团”,为后来回到山西掌握新军力量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五年十月,同盟会在日本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新支那杂志。只发行了一期,便被清政府勾结日本政府勒令停刊。
接着又于十一月另出刊民报,宣传革命理论,并与保皇派即后来的君主立宪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在民报的影响下,同盟会山西支部也出刊了 第一晋话报,由景定成负责编辑。“晋话”即“进化”之谐音,有一词两用之意。
第一晋话报在日本编印,在太原刊发,它积极地宣传革命,鼓吹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使闭塞的省城太原思想风气为之大振。
同盟会的民主思想的宣传和大力传播,为即将举行的辛亥山西义举,做了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 第一批回到太原的留日学生有刘懋堂、徐一清、孟元文、兰承业、赵戴文等,这些人又把新思想带回山西。从此,中西两斋及各学堂的学生遍布省城,加速了这古老土地上新思想的发育。
特别是中斋留学生景定成、王用宾、景耀月、刘绵训、谷思慎等都加入了同盟会,函件往来,鼓吹革命。
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及其所著的“饮冰室文集”大量运来太原,中西斋学生及其有关的亲友,几乎每人都存一部,这对省城新思潮有相当的影响。
后任大学监督的解荣辂翰林,万泉县人,教务长刘盥训举人,猗氏县人思想进步,胆略过人。领导两斋学生团结一致,一面进行教学业务,一面鼓吹革命理论。这种思潮也逐渐影响到省城各大、中、小学堂。
由于山西地势险要,又处于清廷肘腋之间,可在关键时刻予清廷以致命打击。所以山西同盟会员都自觉地把“北应”的责任放在自己肩上,积极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在振武学校学习,准备进入士官学校的温寿泉、阎锡山、张瑜、乔煦,除参加了孙中山在日本的军事学员中发起组织的“铁血丈夫团”外,学习体育的王建基等还组织了一个体育会,研究军事学问,练习操法和射击。
他们的抱负是,回国后在绥远建立根据地,将来响应南方起义,出兵张家口,以拊清廷之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