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这些整饬吏治的措施,最后的收效如何呢
腐败其实是历史的产物。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财产私有以后也就有了腐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内容和定义或许有不同,但只要存在财产私有,任何社会就不可能没有腐败。
腐败与所在社会的秩序是不相容的。没有哪一个社会会公然提倡。相反,治理腐败,是所有社会管理者的共同责任。
而判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能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腐败,甚至不能仅看腐败问题发生的数率的大与小,最主要是看管理者能不能对腐败有效管控。
如果一个社会腐败成风,管理者失去了对腐败的控制,那这个政权是不会久长的。
公道的说,采取这么多措施,下如此大功夫去抓去管,成果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会小。
特别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直隶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气象一新;管与不管自然是大不一样。
但是,在晚清那样的大环境下,想彻底改变腐败的状况,其实是不可能的;所谓积重难返。
官员的腐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员手里的权力,可以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人们才会去送礼送钱,去获得想得到的特殊照顾。
在官员腐败上,人们的目光习惯放在官员身上。
人们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官员掌握着稀缺资源,不是什么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资源权力。
但如果想搞清问题,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应该搞清楚,官员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有送礼才有收礼,没人送礼哪个官员能收到礼。
前面我们肯定了,破除“陋规”很重要,也很必要。但从根上说,官员的腐败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袁世凯认为的“陋规”,而在于权力本身。如果权力不能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谁还会去巴结权力
问题是不能让权力任性妄为,更不能为所欲为。
问题在于办事公开和透明,不能有暗箱操做。
问题在于干什么都要有规矩和章法,让个人随意性无所作为。
问题在于把权力装在笼子里。在权力范围之内,在笼子之内,可以纵横驰骋,出了笼子,再想用权力搞事,就寸步难行。
问题在于把权力置于各方面的有效地监督之下,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没有监督的权力差不多必然导致腐败。
但是,在袁世凯那个年代,在封建特权制度下,以上的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
封建统治本质上人治而不是法制,归根结底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算袁世凯的肃。贪能取得很大的成效,他离开了也未必能继续,这也是人治体制必然的局限性。
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即用知县叫周子荫,他这样的评价袁世凯的整饬吏治:
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行政之善”。
及分发直隶后,“默察官界之芜杂,吏治之苟且,人员之壅塞,风气之颓衰,迴非意计之所及。设官为民,至此可为寒心。
“近年举行新政,直隶负全国模范之名,不意外州县腐败敷衍或较他省为甚者。官吏流品之庞杂日甚,亦运动之术日工。查直隶自道、府以至未秩,数逾虎贲意为三千,盖候补而外,后补者数百,投效咨调者数百,并无官职而冒充职衔及未经分发者又为数百,故有谓北洋为当时官界逋逃薮者。
“他省兼差一、二为罕,直隶兼差四五以为常。他省有兼差而不兼薪,直隶有兼薪而不到差。往往一局之中办事而不负责任者不是官长,而是司事,书记。复有专门安置私人之冗差,结果造成'五羊十牧'还有无以名之者曰候差,无所事事。
“此北洋之特色,为各省所罕见。”
什么意思,至少在人浮于事方面,直隶比别处要差得多。
这也难怪,袁世凯总督直隶,资格又不老。我们常说宰相家人七品官,朝中的那些官袁世凯哪个能惹得起,谁找他安排个人他不都得接一条腿去办。
他有事求人家也少不了,人家有求于他,他可能求之不得。
位置就那么多,没地方安排,只好“五羊十牧”了。
有的人安排了职务,但什么也干不来,就只能是办事者非官长。
有人安排了,又不能到位,只能是只发薪不见人。
袁世凯那么知下情的人,这种情况他能不知道吗知道了他又能怎么样反正都是吃皇粮,不用袁世凯从自己口袋里拿一个子儿。
或许,有那句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之善就够了,因为,袁世凯要的就是政绩。
有人问道,袁世凯这么努力的反腐败,他自己怎么样他贪不贪呢
袁世凯最后九个老婆,哪儿一个生活能差得了
每个月每个人都有份子钱,更不说他的几十个子女。
还有他在任内置办那些的房产和土地,还要不断的给亦劻,荣禄等人送钱。
清政府薪俸那么低,他直隶总督的薪俸能有多少
如果,没有别的来钱道,老婆孩子恐怕要靠喝西北风活着了。
贪恐怕肯定是要贪的,只是贪多贪少,贪得无耻程度如何而已。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言外之意,如果袁世凯自己本身就是个贪官,还反什么贪
然而,袁世凯反贪是真实的,他自己的贪也应当是真实的。
其实贪官未必就不能反贪。
或许,在一定意义上说,贪官更有能力更有条件反贪,因为至少贪的业务能熟一些。
别以为贪官能容得了贪官呀很有可能,贪官更容不得别人贪,都让别人贪没了,他贪什么去
很贪很贪的人都是很自私自利的人,都是喜好吃独食的人,这样的人可能更容不得别人贪。
很多人都指出,袁世凯的这四项整饬吏治的措施,收效最大的是第四项。
通过开“官智”,确实开阔了官员的眼界,使他们长了见识,获得了知识,增长了才干。特别是对于这些学出身的人。
袁世凯的培训官员也确实为国家培养了一些人才。
比如,周学熙从日本考查归来,按照日本模式,开办了直隶工艺局。为天津日后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本人也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实业家。
天津知府凌福彭考察归来,在袁世凯的全力支持下,主持了天津的政法改革。建立审判庭,成立罪犯习艺所,开中国司法改革之先河。
黄璟考察归来,推广新式农业技术,利国利民,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