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日深夜,谭嗣同只身来到法华寺袁世凯的住处。
梁启超在其谭嗣同传中,是这样写谭嗣同和袁世凯的对话的。
参加的人只有徐世昌。
谭问袁:“君谓皇上如何人也”
袁答:“旷代之圣主也。”
谭问:“天津阅兵之阴谋,君知之乎”
袁答:“固有所闻。”
谭即直出光绪皇帝密诏,对袁说:“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唯在足下,足下欲救则救之。”又以手自抚其颈说:“苟不欲救,请至颐和园首仆而杀仆,可以得富贵也。”
袁正色厉声曰:“君以袁某为何如人哉圣上乃我辈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护之责,非独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闻也。”
谭曰:“荣禄密谋,全在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聂三军皆受荣禄所节制,将挟兵力以行大事。虽然,董、聂不足道也;天下健者,唯有足下。若变起,足下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军侧,肃宫廷,指挥若定,不世之业也。”
袁曰:“若皇上于阅兵时疾驰入仆营,传号令以诛奸贼,则仆必能从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补救。”
谭问:“荣禄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
袁笑而不言。
徐世昌在一旁插话说:“荣贼并非推心待慰帅指袁世凯者,昔某公欲增慰帅兵,荣曰:'汉人未可假大兵权'盖向来不来笼络耳。荣戝心计险极巧极之除,慰师岂不知之”
谭说:“荣禄固曹操、王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
袁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
许多记史的书接着是这样写的:谭嗣同听了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辞,以为袁世凯被自己推心置腹、肝胆相照、忠心贯日的话打动了,又与袁世凯密商一阵。
袁世凯最后说:“今营中枪弹皆在荣贼之手,而营哨各官亦多属旧人。事急矣,既定策,则仆须急归营,更选将官,而设法备贮彈药,则可也。”
表示要赶快回天津加紧部署,谭嗣同遂起身告辞。
十九日,徐世昌回天津。西太后由颐和园回宫。
二十日,光绪皇帝再次召见了袁世凯,袁世凯也当面向光绪皇帝表白了一个臣子的忠心。奏称变法不能太急,只可让张之洞等明达时务,老成持重的人物赞襄主持,新进诸臣阅历太浅,办事不慎密。
出来之后他就向人散布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之也。”
已明显表露出自己要与维新派画若鸿沟之意。
当天下午,他匆匆忙忙赶回天津,直奔荣禄的总督衙门告密。
二十一日早晨,西太后在宫内发动政变,宣布重新训政,光绪皇帝被囚禁在了瀛台。
同时下令捉拿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
康有为在政变前一日逃离北京。梁启超躲进日本使馆,后在日本人掩护下前往日本。
谭嗣同与侠士王五谋救光绪皇帝,没有成功。
日本人劝谭嗣同逃跑,他不听,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锐、刘光弟、杨深秀被杀于北京菜市口,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在临刑时大呼:“有心杀戝,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从此成了富于牺牲精神,舍身取义的楷模而光照千秋。
袁世凯则成了出卖维新变法之人而留下千古骂名。
很快有一首三言歌谣在社会上流传:“六君子,头颅送。袁项城,顶子红,卖同党,邀奇功。康与梁,在梦中,不知他,是枭雄。”
因为袁世凯二十日的告密,而导致二十一日晨西太后发动政变,这几乎成了一种习惯说法。
但是,有人经过研究后后提出异议。
他们认为,袁世凯二十日下午从北京回天津,到荣禄处告密不假,这一点袁世凯本人也不否认。
但西太后二十一日晨发动政变却和袁世凯的告密没有关系。
因为,从时间上,袁世凯向荣禄告密,时间已经是很晚了,夜里已经没有从天津去北京的火车。
而电报京师那边都掌握在维新派手,无法用电报和北京联系,也就是说荣禄没有时间和条件,把袁世凯告密的事在发动政变前报告西太后。
那个时候,维新派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记律,京城守旧派的密探遍布。
在一片悲观丧气的情绪下,拿袁世凯这个救名的稻草,给自己的人加油打气,可能已经成了挂在嘴上的事。
这样的事,西太后从别处得知是非常可能的。
笔者也倾向于这样的观点,理由倒不是因为时间。
比如没有火车遇有紧急情况荣禄不能发专列吗守旧派势力那么大,电报联系未必就没有办法,快马加鞭跑死几匹马也是可以办到的。
而一个最简单的根据是:如果袁世凯想告密立功,为什么在北京不直接到慈禧太后那里告,而要绕个大圈子,回到天津报告荣禄呢
如果有人说,袁世凯见不到西太后,不要忘了袁世凯和李莲英可是朋友。
而李莲英对维新变法是恨得要死,曾经和亦劻在一起哭着跪求西太后重新训政。
袁世凯为什么要到荣禄那里告密,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自保。
他本身就曾经是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关键时候被光绪皇帝传到北京。一次次的接见,升官的事又满城风雨。形势已经相当危机,一旦维新派倒台,他袁世凯逃脱得干系吗
维新变法他是赞成,但在必败的局面下,为了这搞不成的变法丟了身家性命,袁世凯当然不干。
他可不是谭嗣同那样的大英雄,一事当前,首要的事还是要为自己打算。
而据有的史料记载:荣禄得知袁世凯告密的事情后,首先想到的不是去报告,而是不知道怎么办好
一边是皇帝,一边是老佛爷。人家说到底是一家人,是母子两个。
人家母子的事别人怎么掺和弄得不好,事过之后,人家母子没事了,在里边掺和的人反而弄一身毛病。
伴君如伴虎,曹营的事难办。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第二天传来了西太后政变的消息。
于是,荣禄马上赴京,向老佛爷报告袁世凯提供的情报。
袁世凯对得起他,他也要对得起袁世凯。
因为有史料记载,西太后对袁世凯是有戒心的,荣禄也曾调集部队对袁世凯部进行了监视。
其实,戊戌变法是不会成功的。
首先,我们看到了,主持变法的人都是书生,不是做事的人。书生意气,以为只要他们想变,就什么都能变。
我们前边说过了,这样的改革是相当艰难的事。而这些书生们,对此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甚至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
戊戌变法用袁世凯的话说是急不得的,必须要循序渐进。而这群书生们却大刀阔斧,无所顾及。
举一个例子。在一百多一点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一共颁布的新政的诏令和谕旨,就有一百八十多个。
开始底下还当回事,后来应接不暇,不会干,也干不过来,干脆看都不看的扔到了一边。
上边的这些人挖空心思,反复商讨,反复论证,反复修改,好不容易搞出来的东西。到了下面竟成了一张废纸,岂不可悲
做成一件事那么容易吗但在维新派的这些书生看来简直如同儿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