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戏团老板有节奏地叫着号子,几个小伙子一下一下地把帐篷支架从地里拔出来。帐篷颓然坍塌下来,发出一阵风吹树梢般的沙沙声。天亮时,帐篷已经叠放好,女人和孩子们坐在大箱子上吃早饭,男人们把驯兽运到船上。小船拉响第一声汽笛,光秃秃的空地上只留下一堆堆篝火的残迹,仿佛告诉人们有一只史前动物从本镇经过。
此时,镇长还没有睡觉。从阳台上看见马戏团上了小船,他也来到码头,加入喧闹的人群。他身上的军装没有脱,由于睡眠不足,两眼布满血丝,胡子两天没刮了,脸上露着一副凶相。老板从船舱顶上望见镇长。
“您好,中尉,”老板喊道,“我可要离开贵国了。”
老板的背后有一圈宽大明亮的光环,照得他圆圆的脸上显出一副主教的神气。他手中握着那条卷起来的鞭子。
镇长走到河边,张开双臂兴冲冲地喊道:“哎哟,真遗憾,将军。我希望你能老老实实地告诉大家,你为什么要走”他随即转向众人,大声地说:
“他不肯给孩子们白演一场,所以我才不准他演出。”
小船拉响最后一声汽笛,紧接着发动机发出隆隆的响声,盖过了老板的答话声。河水冒出一股从河底泛上来的泥浆味。等小船在河心转了个弯以后,老板靠在船舷上,把两手握成喇叭状,用尽全身力气高声喊道:
“再见,警察,你这个臭婊子养的。”
镇长的脸色丝毫未变。他两手插在衣兜里,一直等到发动机声消失后,才满面春风地从人群中走过,迈进叙利亚人摩西的商店。
快八点了。叙利亚人把摆在门口的商品收拾起来。
“看样子,您也要挪窝啊。”镇长对他说。
“快了,”叙利亚人眼瞅着天说,“快下雨了。”
“礼拜三不会下雨。”镇长用肯定的口气说。
镇长把两肘撑在柜台上,仰望着港口上空滚滚的乌云。叙利亚人收拾完东西,叫他老婆端点咖啡来。
“照这样下去,”叙利亚人叹了口气,像是自言自语地说,“咱们得从别的镇上借人了。”
镇长一口一口地品着咖啡。又有三户人家离开了本镇。据叙利亚人摩西的统计,加上这三家,一个礼拜内走了五家。
“他们早晚会回来的,”镇长边说边端详着咖啡渣在杯底留下的奇形怪状的花纹,接着又满不在乎地说,“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们都不会忘记自己的胞衣是埋在咱们这个镇上的。”
镇长刚说完没雨,天上就下起倾盆大雨来。几分钟的工夫,镇子被水淹了。镇长不得不在商店里一直等到大雨过去,然后去了警察局。他一进门就看见卡米查埃尔先生。他还坐在院子当中的一张小凳上,浑身上下被大雨浇得湿透了。
镇长没和卡米查埃尔先生打招呼。他先是听了警察的报告,然后让人打开关押佩佩阿马多的牢房。阿马多脸朝下,趴在砖地上,好像睡得很香。镇长用脚把他扒拉过来,一看他的脸被打得不成人样了,心里不由得暗暗感到一阵怜悯。
“从什么时候起他就没吃饭了”镇长问。
“前天晚上。”
镇长吩咐把他扶起来。三名警察架着阿马多的胳肢窝,把他拖到牢房尽头,让他坐在那个靠墙的半米高的水泥台上。刚才他趴过的地方留下一片潮湿的痕迹。
两名警察扶着他坐好,另外一名警察揪住他的头发,让他抬起头来。要不是看见他还在不均匀地喘气、嘴唇上露出被折磨的筋疲力竭的表情,人们还以为他死了呢。
警察走了以后,佩佩阿马多睁开眼睛,摸着黑抓住水泥台的边缘,然后趴在水泥台上,嘴里发出一声嘶哑的呻吟。
镇长离开牢房,吩咐手下人给犯人弄点吃的,让他睡会儿觉。“再过一会儿,”他说,“继续敲打他,叫他把知道的事通通倒出来。照我看,他挺不了多少工夫了。”从阳台上望下去,镇长看到卡米查埃尔先生还待在院子里,两手蒙住脸,蜷缩在凳子上。
“罗维拉,”他叫道,“你到卡米查埃尔家去一趟,叫他老婆把衣服送来。”接着他又急急巴巴地说:“完事了,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
镇长靠在办公桌上睡得蒙蒙眬眬的,只听外边有人叩门。原来是卡米查埃尔先生。他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浑身上下全干了,只有一双鞋泡得囊囊的,好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镇长没有答理卡米查埃尔,他让警察拿双鞋来。
卡米查埃尔先生朝警察扬了扬手,说:“就这样吧。”他转过脸来,态度凛然地对镇长说:
“我就剩下这双鞋了。”
镇长让他坐下。二十四小时前,卡米查埃尔先生被带到这间铜墙铁壁的办公室,镇长就蒙铁尔的财产状况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审问。他详细地做了介绍。最后,镇长透露他打算买下蒙铁尔的遗产,价钱由镇上的行家议定。卡米查埃尔回答得很干脆:在没有解决继承权之前,不能变卖任何东西。
两天来他忍饥挨饿,受尽风吹雨打,到了今天下午,仍然表示毫无通融的余地。
“你啊,卡米查埃尔,真是头蠢驴,”镇长对他说,“等到解决完继承权问题,堂萨瓦斯那个老贼可要把蒙铁尔家所有的牲口都打上他家的烙印了。”
卡米查埃尔先生耸了耸肩。
“好吧,”镇长沉默了好久,然后说,“人人都知道,你是个正直的人。不过你要记住,五年前,堂萨瓦斯曾经把一份名单交给了何塞蒙铁尔,上面写着所有同游击队有联系的人的名字。因此,他是留在镇上的唯一的反对派头子。”
“还有一个,”卡米查埃尔先生用尖酸刻薄的口吻说,“那位牙医。”
镇长没有答理他的插话。
“为了这么一个动不动就出卖自己手下人的家伙,你在露天里风吹日晒,一坐就是二十四个小时,犯得上吗”
卡米查埃尔先生低下头,两眼盯着自己的手指甲。镇长坐在办公桌上,用温和的口气说:
“再说,你也得为你的孩子着想啊。”
卡米查埃尔先生并不知道昨天晚上他的妻子和两个大儿子找过镇长,镇长答应他们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把他放出去。
“那您就不用操心了,”卡米查埃尔先生说,“他们自己会照管好自己。”
他听到镇长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于是抬起头来,舒了口气说:“您还有一招没拿出来呢,中尉。”他低眉顺眼地瞥了一下镇长,又继续说下去:
“把我枪毙。”
镇长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镇长在自己的房间里呼呼睡着了。卡米查埃尔先生又被带回院子里的板凳上。
这时候,在离警察局只有两条大街的法院办公室里,秘书显得很开心。整个上午,他待在办公室里打瞌睡,忽然一睁眼,瞥见了蕾薇卡德阿希斯白光耀眼的胸脯,想回避都来不及。那是临近中午的时候,事情来得像闪电一样急促。洗澡间的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令人着迷的女人一丝不挂地走出来,只在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她轻轻地喊了一声,赶忙将窗户关上。
秘书躲在办公室的暗影里,待了足有半个小时,那女人的身影还在眼前晃来晃去,害得他心猿意马。快十二点了,他锁上门,走出办公室,想找个什么人聊一聊,回味回味这件美滋滋的事。
路过邮电局时,局长向他招了招手。“咱们这儿要来一位新神父了,”局长说,“阿希斯寡妇给教皇写了一封信。”秘书表示不想听下去。
“做人的第一美德,”他说,“就是要守口如瓶。”
在广场的拐角,秘书碰见了本哈民先生。他的店门前有两个水坑,他正站在水坑前,琢磨着怎么跳过去。“这件事您要是知道了呀,本哈民先生。”秘书开了个头。
“什么事”本哈民先生问。
“没什么,”秘书说,“这个秘密我至死也不向人披露。”
本哈民先生耸耸肩。只见秘书像个青年人似的一纵身跳过水坑,他也冒险跳了过去。
本哈民先生不在的时候,有人把一个三屉饭盒放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还有盘子、叉子和叠好的桌布。本哈民先生十分利落地打开桌布,把东西摆好,准备用午饭。他先喝了点汤,黄澄澄的汤上漂着一圈圈的油花,还有一块排骨。另外一个盘子里是白米饭、炖肉,还有一块煎木薯。天气慢慢热起来了,但本哈民先生根本没有在意。吃完饭,他把盘子叠在一起,把一屉一屉的饭盒摞好,喝了一杯水。
他正要把吊床挂起来,听见有人走进店铺。
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问道:
“本哈民先生在吗”
他探了探头,一看是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妇女,头上包着一条毛巾,皮肤是暗灰色的。原来是佩佩阿马多的母亲。
“不在。”本哈民先生说。
“哦,是您啊。”女人说。
“我听见您叫了,”他说,“我是装糊涂,我知道您找我干什么。”
本哈民先生挂好吊床,那个女人站在店铺后面的小门那里犹犹疑疑的。她每喘一口气,喉咙里就发出一种轻微的咝咝声。
“别待在那儿,”本哈民先生粗声粗气地说,“要么出去,要么进来。”
她在桌子前面的凳子上坐下来,默默无声地啜泣着。
“对不起,”他说,“您应该懂得,要是大家看见您在我这儿,我也就跟着沾上边了。”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从头上摘下毛巾,擦了擦眼睛。本哈民先生拴好吊床以后,习惯性地拽了拽绳子,看拴结实了没有。然后他走过来和那个女人说话。
“您这趟来,”他说,“是想叫我写份状子”
女人点了点头。
“这就是说,”本哈民先生接着说,“您还相信那个玩意儿。眼下呀,”他低声道,“打官司不靠状纸,专靠枪子儿。”
“人们都这么说,”她答道,“可是弄来弄去,只有我的孩子关在监狱里。”
她一边说话,一边把攥在手里的手帕打开,从里面拿出几张被汗水浸湿的票子,一共是八个比索。她把钱交给本哈民先生。
“我就剩这点钱了。”
本哈民先生瞟了一眼,耸了耸肩,拿起钞票,放在桌子上。“我明知道这是白耽误工夫,”他说,“好吧,我给您写,无非是向上帝表示一下我的为人有多么固执。”那个女人默默地表示感谢,又啜泣起来。
“无论如何,”本哈民先生劝她说,“您得求镇长开开恩,准许您去探望一下孩子,劝劝他把知道的事说出来。除此之外,这张状子简直起不了任何作用。”
佩佩阿马多的母亲用毛巾擦了擦鼻子,然后把毛巾包在脑袋上,走出店铺,连头也没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