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冈是辛苦做事,积功走上来的。所以一直以来,看那些走言官路线的大臣,并不是很顺眼。
旧年黄河决口,改为东流,致使水患频频。朝廷准备整修河防,向群臣征求意见。司马光连番上奏,朝廷见其在水利上说的头头是道,便决定让其都大提举河防工役,按他本人的提议去主持修筑河防工事。然后吕公著便说,这非是优待儒臣之法——‘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而司马光却也没有主动自请上阵,倒是之后接下了检视河防利害的差事。
也就是说,所谓儒臣只需要叉着腰说话,不需要做事。监督可以,做事就免了。要是一定要派他们去做实事,那便是‘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
但新党的几位核心皆是做实事出身的。王安石、吕惠卿、章惇都没做过御史,韩冈也是一样。都不是靠嘴皮子骂人出头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对新党多有认同的缘故,好歹是做事的。不做事永远都不会有错,更是可以站在干岸上笑骂由心,但做事的官员,怎么都能被挑出刺来。
韩绛闻言也是怫然不悦:“非是为商人,而是为国事。否则我等又何须劳动圣驾,在崇政殿中为此事议论?!”
李清臣张口便道:“难道这几曰齐云、赛马两社里争的不是国事?”
李清臣彻彻底底的不给宰相面子,韩绛脸色发青:“那是商人无知,难道读了圣贤书后还不知道以何为重?!”
“可不只有商人!”李清臣驳得更快。
李清臣与韩绛一争起来,韩冈也就好说话了。他站了出来打圆场,“相公,台丞,且听韩冈一言。”
韩冈开口,李清臣立刻退了一步,不再跟韩绛争执,只是暗骂韩冈狡狯。他也不想顶撞宰相,而且要是蔡京事后说愿为国事牺牲一下,他到时可就是要枉做小人了,但韩冈特意当众点出蔡京的官职后,他就必须要出来维护御史台的权威,否则便无法服众。
韩绛则很直接的皱起眉头,方才韩冈将李清臣逼出来,殿上的宰辅可都看出来了。
他转身对向皇后一揖,“殿下,以臣之见,这一回除非是宰执出使,否则耶律乙辛也只会见上一面。遣出来商谈的,当也不过家奴一流的人物。虽为国事,遣一良臣去应对家奴亦未免过当。终究还是得让商人去谈。商家的事让商人谈最为合适,就算失败了,或是传出去,也不损朝廷体面。”他看了看殿中的宰执,“至于取信辽人,不如遣一老成稳重的贵戚,任职厚生司,让李明德作陪,去一趟辽国就可以了。”
殿上谁都知道李明德是谁,专为贵人家子女种痘的痘医,在京中名气极大。而所谓贵戚,本指宗室,但也可扩展到外戚的行列。宗室肯定是在考虑之外,当然就只能是外戚,其实也就是向家人。在厚生司挂个名,能得个好名声。而且厚生司遣人去辽国,即有前例,也不会惹来议论,而且比任何朝臣更能取信于耶律乙辛——纵使宋人有何诡计,也绝不至于把垂帘的皇后的娘家人丢出来当牺牲品。
可向皇后犹豫了。本来于辽人打交道的商团中,就有家里人参与其中,但那毕竟是向家另一边的姻亲,好歹不伤颜面。但现在明着要向家人出面,被勾引的坏了门风怎么办?而且韩冈是提举厚生司,外戚绝不可能跟他并肩,同提举都不可能,该安排什么职位为好。
她望向宰辅们,希望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只是两府诸公却都陷入了沉默。
韩冈已经就此事明确表态,还是坚持他之前的主张。西府的两位自然不会去反对,而东府的三人,在李清臣一棒子打掉了所有近职文臣去辽国的可能后,更不打算去冒惹怒整个文官系统的风险。哪个文臣不认为自己很重要?李清臣的话才是他们爱听的。既然如此,没必要将脏水往身上揽——一个是士林清议传些怪话,一个是惹怒朝中文臣,孰轻孰重?谁会想不明白——让韩冈自己应付去!
作为宰辅,需要考虑的是权衡内外。韩冈的提议真要计较起来也不损国家颜面,正如韩冈所说,与商人们坐下来谈的只会是耶律乙辛的家奴,朝廷没必要去为商人的行为负责。逃亡辽国的百姓、士兵年年都有,朝廷倒是可以去怪罪地方上是否治政过苛,但商人们跑去辽国赚钱,朝廷对此又没有下文主张,士林再议论,罪责也加不到两府的头上,韩冈得先出来为他的提议顶缸。
整件事最关键的就是这默认二字!
也就是说,在局势转变时,朝廷可以一声招呼都不打便将绳索收紧。既然已经将绳圈套在商人们的脖子上,宰辅们自然没有二话。纵然会有些杂音,可哪项政策会没有反对者。两府诸公几乎都是新党,当年旧党几次反扑的海啸都撑过来了,难道还会担心一些小风浪不成?
向皇后等了半天,见等不到宰辅们的争辩,想想,觉得他们应是韩冈的意见是正确的,所以才会默认。既然宰辅们也没了意见,那么也必要再多想了。
“这厚生司中任官,是勾当,还是管勾?”她问着韩冈。比起提举或同提举厚生司,以管勾为前缀就差了一等,勾当则更低一等。跟韩冈平级或相近的提举、同提举既是不可能,那么也就能在勾当和管勾两个衔头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