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上次那个小包间,还是上次的菜,还是上次的酒。
“昨天我和我弟弟聊了很长时间,这些年,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调查,根据他的调查结果,那一背包的现金,是他那个同学故意留下的,目的就是栽赃陷害我父亲,迫使我父亲离开领导岗位,因为,我父亲挡了某些人的路。”
邵建义对宋思铭说道。
“这就说得通了。”
宋思铭微微点头。
前几天,和邵建义聊完,他特意搜了搜十几年前,那起贪腐大案,除了邵建义的父亲邵佑康,剩余被处理的,都是通讯运营商的领导。
这些运营商领导的罪责也很明確,就是收受供应商,也就是日联股份的贿赂,然后释放大笔手机採购订单给日联股份。
但邵佑康所处的位置,与日联股份是没有直接交集的,理论上,日联股份送钱也送不到邵佑康那里。
所以,宋思铭也推断,这是典型的栽赃陷害。
“挡了谁的路?”
宋思铭问邵建义。
“万家。”
邵建义回答道。
“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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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思铭当然听说过万家。
万家老爷子和叶家老爷子叶智山,以及齐广太的爷爷齐永年,当年可是一个级別的。
而且万家的第二代,也都非常爭气,除了老四万立冬经商,其他三个都从政,且身居高位。
“具体是怎么回事?”
涉及到万家,宋思铭的好奇心也被勾起来了。
“当时国家正在发展新一代的通信標准,我父亲作为分管副部长,希望搞拥有自主智慧財產权的自研標准,而万家则是倾向於,引起国外现成的通信標准,双方存在严重分歧,万家曾数次游说我父亲,希望我父亲能转而支持国外標准,但我父亲不为所动,然后,我父亲就出事了。”
邵建义讲述道。
“这样吗?”
十几年前,那场通讯標准之爭,宋思铭也有所了解。
那时候正从2g向3g迈进。
1g时代是amps模擬通讯標准垄断市场,2g时代则是gsm对抗cdma,以上这些通信標准都是国外的標准,所以,在1g时代和2g时代,我国的通信產业,始终受制於人。
没办法,標准都是人家制定的,你只能被动挨打。
但从3g时代开始,我国的自主通讯標准td—scdma登上歷史舞台,但三大运营商中也只有一家,使用了自主標准,另外两家,还是引进了国外的標准。
结合邵建义所说,宋思铭可以想像,当时的自主与引进之爭,是多么激烈。
不然,最后也不可能是一个国家,三套通信標准。
“邵总,你说的这些,是全凭想像,还是有明確证据?”
宋思铭问邵建义。
“不是全凭想像,但要说足够明確的证据,也没有。”
邵建义告诉宋思铭,“我弟弟那个同学名叫耿怀乐,耿怀乐曾经找过我弟弟,道歉並坦诚一切,按照耿怀乐的说法,他那一背包的钱,是为了救他的父亲,才放到我们家的,他的父亲是手机製造商日联股份的高管,当时因为行贿被抓,有人找到耿怀乐,说只要耿怀乐把那一背包的钱放到我们家,其父就能被释放,耿怀乐当时也只是个高中生,救父心切,也没想其他的,就照做了。后来得知我父亲被双开,不久后忧鬱去世,耿怀乐也很是自责,最终承受不住良心的谴责,才找到我弟弟。”
“难道唆使耿怀乐往你们家放钱的是万家?”
宋思铭怀疑地问邵建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