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求宪政派积极地参加革命,只需要他们在革命大发动后采取合作态度,至少不是为敌就够了。
说到宪政派,虽然在拥有武力上是个薄弱,但在地方的威望,在实业、工商的实力,却是非同小可。最重要的,他们都存在于体制之内。
体制之所以成为体制,是由人际关系之勾连错合,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社会机制。在外部撼动,想影响到构成体制的社会关系结点,相当困难。但由内部撼动,体制内的一个社会关系结点发生变化,就会形成扩散效应,导致整个体制发生变化。革命是难是易,便完全取决于体制内的人是否有这个意愿。
这就象一个屋子,屋外的人想唤醒屋内人,隔着墙壁、门窗呼喝叫嚷,效果可能不大,屋内人要做到这一点则很容易。
而清朝的灭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亡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却又愚蠢地将政治改革的路堵死,使大部分立宪派对清廷“政治绝望”。关键时刻,它当然会和革命派合纵,则革命之势,至此定矣。
当然,如果外部的革命力量已经足够强大,政权更迭已经昭然若揭,那立宪派也是识时务地靠拢过来,以合作和支持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陈文强所采取的便是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倒逼清廷,使立宪派早日“政治绝望”或不满;一方面造成革命轰轰烈烈,不可阻挡的大势所趋,促使立宪派选择站队。
就现在他所倡议的预防之策,便隐含着这两层意思。一是要扩大请愿运动,二则是在革命真的爆发后,要求立宪派人士尽量采取合作态度。
说到底,立宪派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可以使社会秩序尽快安定,甚至是和平易帜;同时,立宪派因为多是绅商,最怕的便是社会动乱。最担心的便是自己身家的安全。所以,陈文强要达到这个目的,并不是很难。
而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很多立宪派人士也是脚踩两条船。即便暂时不参与革命,可也不得罪革党;甚至有支助钱财,乐见其成的。
不仅这些立宪派选择骑墙,连清廷的官员也是如此,甚至有高官厚爵者。比如端方向革命党输钱买命。袁世凯厚赠革命党杀手……
这真是相当奇怪的现象。要说历史上的满清,在一年前还似乎是欣欣向荣的景象,可一年后便被推翻,又是谁能料到的事情呢?就象历史上同盟会数次起义都以失败告终,武昌一场非常偶然且没有充分准备的叛乱却拉开了推翻清廷的序幕。
难道说明眼人都看出了清廷已是朽空的大树?陈文强认为并不是这样。原因呢,恐怕与中国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传统思想有关。
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脚踩两条船,左右能逢源;风往哪边刮,人往哪边倒。诸如此类的所谓名言警句。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行为。当然,这其中也有革命党暗杀的威慑,以及对清廷**无能的失望。
宪政派这边的预防针打过了,陈文强算是松了一口气。他在上海逗留,也正是为了沟通各方,或试探,或争取,来确定革命之后在东南要采取的策略,以及所要调动的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