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五年,是远东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年夏天,日本人战胜了俄国人,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中国探索未来去向的时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日本的经验似乎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中国人那时候对于日本模式的羡慕感情,远远大于日本对于中国做了什么。在中国人看来,日本瞬息间变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和世界强国。它令人注目地改变了国际关系,因此它值得钦仰。
在北京的满清政府看来,日本完成了崛起,但却没有抛弃先前的传统。他们对日本的立宪政体非常感兴趣,准备如法炮制。
在革命党人眼里,则从日本的经验中学到了更多的东西。民族主义者看到亚洲人终于可以战胜西洋人了。前提是,必须万众一心地去铸造民族精神。
接下来,美国通过了排华法案,这给了中国人宣泄的渠道,商人首先而起,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此前,在清政府看来,美国没有帝国主义的腐败、堕落,美国人的意图是诚实和公正的,而且是时刻准备帮助中国的。他们长期企求通过美国人,来解决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难题。
然而,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当中国政府发现,每当需要美国人国际援助的时候,他们总是采取消极态度。美国高谈阔论式的友好并不能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政府的微妙态度当时似不可查,而表现在年轻人身上,却是从之前的美国梦转向了更为实际的效法东瀛。
明眼人都看得出,美国已经在这一年失去了中国。于是,这一年,上海商人关于抵制美货的号召。迅速赢得了中国人的广泛支持。
对于中国人的抵制情绪,总统罗斯福在女儿艾丽斯来中国旅游之前,了解得并不真实。罗斯福起初只是采取一些常规的步骤,一方面制止虐待在美华人的现象,一方面压服中国人的反美情绪。他感到美国的威望在中国面临危险,他不愿看到中国人以不敢施加于英国、日本和俄国人的办法来对付美国商人。
但此时。抵制运动的热情正席卷中国。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在北京见到了外务部大臣庆亲王奕劻,要求他代表的政府明确表态,制止这场针对美国人的抵制运动。奕劻是个对于内政外交没有多少创见的末代权臣,他对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束手无策。清政府的态度则模棱两可,他们一方面试图利用这种沸腾的爱国情绪向美国人施压;而另一方面,他们对于此类自下而上的运动,缺乏把握、畏之如虎。
七月,在中国主要商埠,特别是华中、华东和华南地区。抵制美货运动已形成高潮。事态的发展激化了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将使其一年的损失达两千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也惊呼,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估计每月的损失可达两万五千美元;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了百分之五十;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买主。
罗斯福此时倒很理智,承认抵制“应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他甚至收到一份机密报告,得悉英、德两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排挤美国势力,以收渔人之利。他担心出现更糟的局面。但除了继续迫使清政府出面进行镇压外,他又别无它策。
可是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寻求订立新的条约。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他说自己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统对美国人的态度都要强硬,但仍无法使国会同意“给中国人公平待遇”。
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轰轰烈烈的抵制美货运动到了七月底,在首先发起运动的上海便出现了分化。
在抵制之初,群众的抵货热情空前高涨。连妇女儿童都加入了抵货运动的行列,许多店家和市民登报保证不买卖美货,一些存有美货的小本零售店也表示愿意将其存货暂时束之高阁。但不久,现实的问题就出来了。强烈的爱国热情,让所有的参与者都失去对抵制成本的估算。时间一长,矛盾立显。
现存的美货怎么办?即将源源不断到来的已订美货又该怎么办呢?抵制遭遇的成本不是一个小数目,据美国驻上海领事估计,当时仅上海一地的存货价值就高达八百万美元。可以想象,对这些存货的处理必将直接影响到商人们的抵货热情。
对于大商人而言,他们是这些存货的直接所有者。如果不卖,他们将付出惨重代价,特别是那些专营美货的大商人,更是面临倾家荡产之虞。因此抵货运动发展到七月末,在一次商人们的集会上,对于抵货的手段,商人们的意见出现了分歧。
一部分大商人请求得到政府和商会的帮助,售出那些手中的存货,要求“疏通”。所谓“疏通”就是要出售现存美货,与抵制、不用美货的初衷显然是矛盾的。与大商人不同,小商人们抵制态度鲜明,立场坚定。他们明确指出,流通就是破坏抵制,就是开时局的倒车。
双方的意见根本谈不拢,社会上的抵制热情越来越高;而商界,大商人的利益无法补偿。如此一来,运动的参与阶层便有出现分化的迹象。
显然,出现这种现象是陈文强所不愿看到的,也不符合他的利益。虽然煤化厂已经能生产一定数量的煤油,但崖州石化厂还在加紧兴建,要三个月后才能投产。也就是说,他需要时间,需要把美孚石油逐出中国市场,并取而代之。另外,还有纺织企业,挤压美货在国内的市场份额,也是有益无害。
而且,运动只持续了三个月。远远没有令美国,以及其他列强感受到中国民族主义觉醒的威力。更没有让国内民众意识到非暴力地抵制洋货是一种更老练、更成熟的武器,以后也会屡试不爽。
“上海存货大约在八百万美元,其他商埠呢,加起来大约也是这个数目,也就是一千五六百万。”陈文强首先与中侨合资银行的股东们进行了磋商。希望银行能够出手,暂时解决大商人的困难,使抵制运动能够持续下去,“我觉得合资银行在这次运动中应该挺身而出,顺应民心,出资购买存货的一半,使大商人们能够先解决资金周转,并使这场运动能够持续下去。同时,这也是银行把业务网点再一次进行扩张的机会。”
“各地总存货的一半?七八百万美元。实在是太多了。”
“文强,这手笔确实太大,风险不小。我看不如选择重点地区,做做姿态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