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首届世博会后,一国自行决定举办这一传统的延承使世博会愈来愈多。在一九三一年国际展览局成立之前,世博会举办机制相当混乱,竞争也不断加剧。1888年甚至出现同一年有四个国家同时举办世博会的历史纪录:西班牙巴塞罗那、比利时布鲁塞尔、澳大利亚墨尔本、英国格拉斯哥。
再看看1900年之后:1902年俄罗斯圣彼得堡;1903年德国汉诺威、日本大阪;1904年俄罗斯圣彼得堡、美国圣路易斯;1905年比利时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兰、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1907年爱尔兰都柏林;1908年英国伦敦、西班牙萨拉戈萨等——都在举办世博会。
如果人们愿意,他几乎可以在各种世博会上度过20世纪的头一个十年。世博会当时已经成为展示和激励创新的平台,人们都希望利用世博这一平台来发布最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各国也希望借此来提高国际声誉,并展示国家的面貌。
1903年3月1日至7月1日,日本政府在大阪市的天王寺举办了“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又称大阪博览会。博览会分列农业、园艺、矿冶、化学、工业制作、教育学术、卫生、经济等八处展馆;另外还设有参考馆,展出各国物品。
对于世博会的态度,满清政府依然认为是“炫珍耀奇”的无益之举,以“中国向来不尚新奇,无物可助”为理由再度拒绝官方参加,由地方官商自愿选购物品参展。
相对于官府的冷淡,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比如东南省份的官商,对参加博览会还是很有积极性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等地都派员参与,各设展厅。
而赵海镇通过申请和运作,天厨味精、腾龙和翔凤品牌的服饰、玩偶,以及加班加点制造出来、还比较粗陋的酚醛塑料商品,也呈列在了江苏展厅。
王卓然与十六名新招聘的原广方言馆的学生,彩凤和小云子,在陈文强的安排下,提前赴日,在博览会上学习研究,并了解世界新技术的发展。
在博览会上,王卓然等人不仅长了见识,更在思想上有了急求上进的变化。知耻而后勇,虽然中国馆的景象令人感到屈辱,但未尝不是刺激的良药。
作为新技术、新工艺的展示会,博览会的展品象征着时代的潮流,应有启迪未来、继往开来的产品,而大阪博览会的中国馆的六省展品却是基本雷同,且正好相反,多数为彰显过去的文物类的展品,比如汉瓦当、唐经幢等古物,再就是陶瓷、茶叶、生丝等传统商品,与外国展品一比,实在是乏善可陈,暮气沉沉。
而在王卓然等人先期到达日本大阪时,还经历了一场涉及到国耻的交涉。因为日本主办者不设福建馆,而将福建物产工艺放入台湾馆,分明是昭示着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尤其是在中国馆展示三寸金莲、鸦*片烟具等陋俗,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尊严,是对中国的蓄意侮辱。
秦毓鎏等留学生特地从东京赶到大阪博览会现场。本想一睹来自祖国的物产工艺,以慰乡思。不料一进入中国馆,眼前的景象让他们既失望又气愤。当即找博览会负责人提出质问。并致电东京留学生会馆,请派代表前来抗争。并商定以留学生会馆的名义,致函国内正准备派往大阪博览会的各省官商,告知日方在大阪博览会上有严重损害我国家尊严之举,劝告他们不要前往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