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革命党？

    

    查理宋见阿发只是疑惑和询问,却没有什么惊讶神情,便觉得大有希望,笑道:“这是朋友们要我印的,做生意嘛。再说,我是林肯的忠实信徒,觉得这些书挺不错。”

    阿发似信非信地点了点头,微微一笑,调侃道:“印行禁书,必定发财,这大概是出版界的一条规律吧!”

    “发财嘛,算是吧!”查理宋望着阿发,意味深长地说道:“那陈先生对革命党,革命,又是怎么看的呢?”

    阿发想了想,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那查理怎么看国学和实用科学?革命是破而后立,还是只破不立,或者说是只会破不会立?革命是只需要鼓与呼的宣传家,还是也需要埋头苦干的工作者?”

    这一连串的问题立刻让查理宋陷入了沉思。在当时的绝大多数革命者心里,几乎都有一个革命万能的认定。似乎推翻腐朽的满清政权,革命成功了,便一切问题都能解决。国家能独立强盛,民族能复兴升腾,百姓能安居乐业,革命似乎就是一剂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实际上呢,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独立要取决于多种因素。对一个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言,革命是“新桃换旧符”,具有明显的质的突变;但对一个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科学文化乃至人才发展而言,在新质基础上开始的新的飞跃却是离不开量的积累的。

    换而言之,“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等,单拿出来自然是片面和狭隘的,但从总体上看,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立强盛不可或缺的因素。光凭革命家的鼓动和宣传能够摆脱列强的压榨欺侮吗?没有长时间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等方面的艰苦创业和艰苦的量的准备,革命固然能推翻一个旧社会,但新社会的形态又会是什么模样呢?

    而阿发的问题看似简单,却隐含了这样的思想和判断。就象鲁迅先生说到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舍身求法的人。难道就因为从事的工作不同,做事的方法不同,而不把他们看成是新世纪复兴中华民族的脊梁?

    而在中国古代,“革命”的意思很窄,只指改朝易姓。革是变,命是天命。这一词义,两三千年里都没有变化。

    直到一八九零年前后,晚清王韬的《法国志略》才第一次使用了现代语义的“革命”、“法国革命”。由于“革命”的现代用法初进中国时和法国大革命的关系,以及这个字眼在本土原有的语义,使它从一开始就有两种色彩,一是暴力,二是正义。特别是后一点,使清政府只说“乱党”,“贼党”,“叛党”,而绝不愿使用“革命党”这样的虽然已经流传开来的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