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崇祯皇帝与太子朱慈将御驾亲征,但不明示具体指挥权。
他们的行在定于锦州,此地既是辽西重镇,前线指挥部所在,又不过份靠前,安全相对有保障。
天子与储君亲临前线,不直接干涉具体指挥,其意义在于极大鼓舞士气,彰显朝廷犁庭扫穴的绝对决心,并在最高层面协调各方,同时也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督促后勤保障。
这是历史条件下,能拿出的集正统威望、军事才干、后勤统筹、内部维稳、外部联动于一体的“最佳阵容”。
如此规模的灭国之战,自然需要一块遮羞布,或者说,一面“正义”的旗帜。
朝中大佬们对此心知肚明。建奴虽在松锦战后名义上称臣,但双方都清楚那不过是权宜之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于早已磨刀霍霍的大明朝廷而言,理由信手拈来:
可指责其“阳奉阴违,暗藏祸心”;可追究其“贡品粗劣,礼仪不周”;可渲染其“寇边不止,戕害百姓”;甚至可以直接宣称其“密谋反叛,罪证确凿”。
总之,需要的时候,檄文上自然会有足以“感动天地”、“说服万民”的十大罪、二十大罪。
不久之后,一份以崇祯皇帝名义颁布、盖有传国玉玺的《讨建奴诏》,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发往两京十三省,并通告朝鲜、琉球等藩属国。这份诏书,同时也是一份最后通牒,被使者以“晓谕”之名,送递沈阳。
大概内容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朕嗣守鸿图,统御万方,怀柔远人,德被寰宇。建州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及其子嗣,世受国恩,爵列藩封,荷朝廷豢养之泽,本宜恪守臣节,永作屏藩。
然其豺狼成性,枭獍为心,阳奉朝命,阴蓄逆谋。今将其滔天大罪,昭告于皇天后土,并谕中外臣民、诸藩属国共知之:
一罪,僭越称尊,紊乱纲常。
二罪,背弃盟誓,屡犯天条。
三罪,凌虐邻藩,坏我藩篱。
四罪,抗拒王命,悖逆不臣。
五罪,暴虐无道,天人共弃。
这份诏书,注定会如同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万钧巨石,在所有藩属国激起滔天巨浪,更如同一声震彻寰宇的战争号角,正式向天下宣告——持续数十年、纠缠两代人的辽东战事,即将迎来最终的、你死我活的决战!
大明,将倾举国之力,以犁庭扫穴之势,彻底解决这个心腹大患!
天下人的目光,瞬间聚焦于辽东那片黑土地。
战争的阴云,从未如此刻般浓重,也从未如此刻般,带着大明一方必胜的决绝信念,滚滚压向沈阳城头。
崇祯十七年,冬,辽东。
时值隆冬,辽东大地彻底沦为一片被严寒与冰雪统治的死寂世界。
铅灰色的天空低垂,仿佛一块巨大的、吸饱了冰水的毡布,沉甸甸地压在起伏的丘陵与光秃秃的树林之上。
狂风如同无数把冰冷的剔骨尖刀,自西伯利亚荒原一路呼啸南下,毫无阻碍地掠过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卷起地上深达数尺的积雪,形成一道道惨白色的、令人窒息的“白毛风”。
天地间白茫茫一片,视线所及,除了雪,还是雪。
枯死的树木如同焦黑的骨骸,在狂风中发出凄厉的呜咽。
河流早已封冻,冰层厚达数尺,坚硬如铁。偶尔有几只饥饿的乌鸦,如同不祥的黑点,在风雪中艰难地扑腾着翅膀,发出绝望的哀鸣,旋即被狂风吞没。气温早已降至零下三十度,呵气成冰,滴水成凌,生存本身,便是一场与自然的残酷搏斗。
这便是小冰河时期巅峰,赋予辽东这片土地的、最为严酷的面貌。
与此时此地相比,北京城的寒冬,简直堪称“温和”。
在这里,冬季从每年九月初便拉开序幕,直至来年四五月,冰雪方有消融迹象,长达七八个月的漫长酷寒,足以冻毙任何准备不足的生灵。
然而,正是在这片被上天遗弃的苦寒之地,一个曾经令大明帝国寝食难安的政权——“大清”,却奇迹般地生根、发芽,乃至一度枝繁叶茂,险些倾覆了庞大的明帝国。
许多人曾困惑不解:如此恶劣的自然环境,缺乏耕地,物资匮乏,这群起于白山黑水间的“建州女真”,凭何能发展壮大,甚至屡次重创国力数十倍于己的大明呢?
答案,曾藏在一条条隐秘的连接关内外的商道上。
自努尔哈赤时代起,以山西“八大皇商”为代表的汉奸商人集团,便如同依附在国家血管上的毒蛭,利用其遍布北方的商业网络,无视朝廷禁令,将辽东急需的粮食、布匹、铁器、盐茶,乃至严禁出关的硫磺、硝石、军事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正在崛起的建奴政权。
建奴则以辽东特有的人参、貂皮、东珠、金银等物进行交换。
正是靠着这“汉血”的滋养,建奴才得以在一次次饥荒与围剿中存活下来,并武装起一支支凶悍的八旗劲旅。
这,便是历史的残酷真相:大明的“银子”,最终变成了砍向大明军民头颅的“刀子”。
但如今,形势已截然不同。
自数年前,太子朱慈烺以雷霆手段清洗晋商,将范永斗等“八大皇商”连根拔起、抄家灭族,并严密封锁关隘、整顿边贸以来,这条维系建奴生存的“隐形生命线”,已被彻底斩断。
失去了关内物资源源不断的输入,建奴政权就如同被掐断了脐带的婴儿,瞬间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松锦之战的大败,更是雪上加霜,不仅损兵折将,更丢失了辽西大片产粮区与战略缓冲地带。
尽管后来,建奴凭借军事压力迫使朝鲜臣服,得以通过朝鲜港口获取些许来自日本、琉球乃至南洋的有限补给,勉强续命。
但这杯水车薪的补充,与昔日通过晋商获得的巨额物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