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和王鉷走在兴庆宫前的直道上,右相的脸色不太好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差点儿没有掌控住局面,现在局面虽然控制住了,某些让他不痛快的人却躲过了他的围追堵截,成为了让他难以控制的不可控因素之一。
右相一再降低对同党的要求,贪污害民无所谓,聚敛钱财也无所谓,唯一有一条硬性标准是,官职必须出自他门下,有了最根本的利益关系,他们就会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如今长安城中多数官员都出自他的门下,没有通过他门路的官员,统统都会遭受到他的打压。
边镇十节度使关系着皇帝的安危,所以十节度使的任命被李隆基紧紧地掌握在手中,李林甫再受宠信,也不能越过这条权力。
为此李林甫试图从别的方面对节度使们进行影响,或在他们升任节度使之前,就对他们进行提拔。高仙芝和安禄山等人,多多少少受过右相的恩惠和影响,他们在很长时间之内,都是互相给予支持。
李嗣业如今在陇右身居高位,他自然不能当做其不存在,就如同那个叫安禄山的野心勃勃之子,他不便于得罪所有人,就必须将他们掺和其中,相互利用以求达到自己的目标。
理想有时候很美好,但现实却又是很骨感,有时候想掌控局势或掌控全局,就必须做出妥协。这这个道理对李林甫适用,对李嗣业也适用。
李嗣业献上唢呐和乐曲后的第六天,李隆基下旨要在长安城中给他建造一座宅邸,能享受此殊荣者,之前好像只安禄山一人。
为了保证狡兔三窟,他丝毫没有泄露早以前买下的新昌坊的旧宅,新的宅邸在长安城中街朱雀大街靠右的广福坊中,这坊中好像没什么出名的大官,至少到现在为止,就数他李嗣业的官职最高。这样也好,至少以后住进坊里,无需去拜访什么贵人,他也无需去看谁的脸色。
府邸建成之前,李嗣业就住在由米查干给安排的宅院中,皇帝派人来下了旨意,先后授予了他七八个职位的符节。特别是采访使、群牧使和募兵使这三使虽然只是职务,但权力不可谓不大。采访使监管各州各县刑律和考课,考课很大程度决定了官员将来的前程,整个陇右道的管辖都在他之下。陇右群牧使管辖范围不大,不过就仅仅维持在几个牧场中间,但他却管辖了陇右道所有军马的供应。像这种这种时候,给北庭节度使给予一些厚待,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至于陇右募兵使的职权范围,李嗣业还特意去吏部查阅了一下,由于之前没有这么一官职,李嗣业只好自己去寻找解释权和下属,兵部有许多官员都担任过这种押送士兵的官职。
一日,他最终明白了这三个官职对他最大的帮助,那就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去安排人经营印度到阳关的商路,完成戴望所完成的初步铺路,正式将运输胡椒檀香等香料作为大宗货物的进口。
如今没有海关这类东西,他到天竺进口不需要花一分钱,甚至在原材料地区的掠夺收割,他们难于察觉并且毫无防范意识。
这可真是和印度人做生意的黄金时代,佛教在印度有了衰微之相,奉行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大行其道,过去的战争已经结束,印度陷入到一种多城邦多种势力的和平年代。
没错,他们分裂为一个个的小国家时,会有相当长时间的和平时期,反而阿育王,孔雀王等人的统一时期时,长时间地处于战乱时代。
根据戴望的消息,这些国度的人口在稳步上涨,越多的人口代表着越多的商利。
在西边他需要印度人,但在碛西至长安的商路上,他需要许多米查干这样的胡商来联通经营。
长安城的中亚胡人中,人数最多的是中亚商胡。粟特人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民族,“利之所在,无所不到”。唐代的经济繁荣和稳定吸引大批胡商东来,有很多人来到京师长安一带。当时长安有东西二市,均是商业之区,亦是胡人们比较活跃的地方。其中东市坐落在贵族和官僚住宅区附近,其“街市内货材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万年县户口减于长安,又公卿以下居止多在朱雀街东,第宅所占勋贵,由是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尽管如此,东市亦有不少胡人店肆,如有毕罗肆及卖胡琴者。关于毕罗,《唐语林》卷8云“蕃中毕氏、罗氏好此味”。向达先生认为安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其人常至中土贸易,故所谓毕罗,因来自毕国,遂以为名。毕罗应是指今流行于新疆、中亚一带的抓饭。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六月二十七日“夜三更,东市失火。烧东市曹门以西十二行四千余家,官私财物、金银绢药等总烧尽”。其中当有不少胡人店肆。
不过商胡聚集最多的还应在西市,所谓“商贾所凑,多归西市”即是,其“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长安县所领四万余户,比万年为多,浮寄流寓,不可胜计”。(注《唐两京城坊考》卷4&nbp;“西市”条下校补,第117~118页。)市内有衣肆、帛肆、食店、饭铺、鱼肆、酒肆、凶肆、波斯邸等,(注《唐两京城坊考》附(清)程鸿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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