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沛然也肃然起身道:“秦学长,在下愚钝,所以不辩经,只问一句,法家与儒家谁更适合当成国本术?”
秦渊沉思片刻,答道:“赵兄,在下粗浅的认为,法家与儒家争论了千百年,各有各的说法。要论哪一种更适合治理国家,得先看清它们的本质,考察它们的实际效用,才能分辨出各自的长短。”
赵沛然拱手道:“求师兄赐教。”
这个问题有些敏感,因为涉及到当朝诸多思想流派的隐秘,当众说长短其实并不合适,但赵沛然是个直性子,也是为了不久之后的科考,也算给他一些参考吧。
秦渊长叹一声,终究还是说道”“法家的核心主张,是“不区分亲疏远近,不辨别地位高低,一切都用法律来裁决”,商鞅说过:“法令是百姓的性命,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他主张把刑罚与奖赏当作纲领,强化朝廷的权威,遏制贵族豪门的势力。
韩非继承了他的思想,认为“法不偏袒权贵,就像墨线不会迁就弯曲的木材”,觉得人的本性是恶的,必须用严厉的法令来约束,让百姓像害怕疾病一样畏惧权威。
秦国推行这种理念,十年间就做到了“路上掉了东西没人捡,山里没有盗贼”,最终吞并六国,可见它能快速见效。
但它的弊端也很明显,秦朝传了两代就灭亡,就是因为“刑罚繁多严厉,官吏治理苛刻”,过于刻薄没有恩情,忘记了百姓才是根本。
儒家的主旨,是“用道德来治理国政,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被视为天之中心,众星环绕其运行。”。
孔子谈论政事,最看重“仁”,他说:“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教来规范他们,百姓就会有羞耻心,并且能自觉纠正自己的行为。”
夫子用道德感化人,用礼仪端正社会风气。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倡导“仁政”,说“减轻刑罚,减少赋税,让百姓深耕细作,及时除草”,还认为“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其次,君主最轻”。
汉朝建立后,文帝、景帝采用黄老之学的理念,让百姓休养生息,最终成就了文景之治。
但它的不足在于“迂腐而不切实际”,如果遇到动荡的时代,空谈道德礼仪难以禁止奸邪之事,就像孔子周游列国却没能推行自己的主张,只因“春秋时期没有正义的战争”,道德感化不足以制止战乱。”
赵沛然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道:“师兄的意思,可是长短相接,取其长,补其短?”
秦渊笑道:“善也!纵观历史,治理国家需要以法律为骨架、以儒家思想为血肉。秦朝只用法家思想而灭亡,后期试图改革,却没把握住平衡,因为太过倚仗武力而覆灭,都是因为偏执于一方面;汉朝杂用霸道与王道,本朝融合礼法,才实现了长久的安定。
所以说,法家的法律,就像医者用的猛药,能治好重病却不能长期服用,儒家的道德,就像农民深耕土地,能培育出根本却需要时间。
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用法律治理表面,用儒家思想治理内里,让法律不抛弃仁爱,仁爱不超越法律,这才是最好的策略........”
此时日头已过中天,骄阳在秦渊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三百学子无一觉得炙烤,或低头沉思,或交头接耳,先前的轻视早已化作敬佩。
谢山长端起茶盏,望着场中臊眉耷眼的学子们,眼底泛起笑意,他自然知道这帮士子不是秦渊的对手。
阿闵自幼学的是纵横秘学,通百家之学,教导这些学子还是绰绰有余。
他的目的,不是让秦渊赢下这场辩经,而是压一压这一批将要入仕学子的傲气。
须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秦渊抬眼望了望日头,光晕透过书院的飞檐落在青砖上,他抬手朝不远处的邢三丈招了招。
“小郎君有何吩咐?”邢三丈几步上前,眼里带着几分熟稔的热络。
“三丈叔,劳烦取张阔纸来,我想写几笔。”
“哎!这就来!”邢三丈脸上瞬间绽出喜色,转身便往藏书阁跑,撞见正下楼的谢山长,忙不迭把事一说。
谢山长眼中精光一闪,当即吩咐:“去库房取最好的澄心堂纸,再把那支紫毫狼毫取来!”
笔墨铺陈开时,秦渊先提笔在阔纸上写下颜真卿的《劝学》。
待众人还在细品“黑发不知勤学早”的意韵,他已换了支大笔,在另一张纸上泼墨挥毫——正是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收尾段落。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狼毫笔走龙蛇间,谢山长已携着几位白须师者立在案旁,目光胶着在纸上,连呼吸都轻了几分。
“山长,”一位老者捻须赞叹,声音里带着难掩的激昂,“这《少年说》读来如闻战鼓,真是提气!”
“此文篇幅虽不长,但却将少年意气书写尽了,我读之,都恨不得再重活一番。”
“如此佳文,随手可得,可见其文思敏捷啊,我等实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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