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袁 杨论战(为盟主世界的尽头加更)
早先,袁树觉得礼制之类的东西真的很无聊,又繁琐又浪费钱财,除了彰显阶级差异,并没什么实际用处。
但是随着他对汉末社会的逐渐了解,便意识到礼对于这个古典国家的重要性。
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小门小户平民百姓,整个社会都离不开“礼”。
大到皇帝即位、皇后册封,小到平民之家婚姻嫁娶办丧事,礼是一点都回避不了。
其影响力甚至延续到现代。
现代人结婚、办丧事需要一定的环节,公司开业、个人搬新家、买新车也都要搞一些小环节,这些都属于“礼”的范畴。
当这些东西深入人们的生活之后,便会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力,包括对政治、经济方面,也会有莫大的影响力,稍微有些变动,都会引起社会震动。
所以,后来的王朝都会有一个“礼部”,且地位往往都特别崇高。
比如明代资深大臣进入内阁之前,都要先进礼部做礼部尚书熟悉朝廷礼制,然后才能进入内阁成为“阁老”。
在汉朝,因为秦火导致的礼制记载不全,以及今古文双方的明争暗斗,使得一些礼制方面的问题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能够在礼制方面拥有一定的理解和声望,对于个人地位的提升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杨彪就非常直接的选择了讨论礼制问题。
在这个议题之中,所谓三年之丧,指的是服丧期。
一般来说,正常人家、官宦人家有了丧事,子辈会有三年丧期,三年之内要穿破旧的衣服,住在父母坟墓旁边,吃素,不准有娱乐活动,以此表达哀思。
而放到国家层面,老皇帝去世、新皇帝即位之后,要不要也搞三年丧期,这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最开始据说是有的,但是后面考虑到太过于耽误国事,所以又有了各种放缓的规定,比如让新皇帝服丧七天意思意思,接着就恢复原样。
但是所谓三年国丧毕竟是一个明明白白的礼制,自己关起门来怎么搞是自己的事情,放到公开场合甚至是外交场合,要不要遵守、三年之内搞不搞事情,在春秋战国和汉代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这和个问题是一个问题,而当这个问题撞上了卿出聘之礼后,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新君即位,往往需要遣使外出各邦交国搞外交活动,告诉这些邦交国自己这边换了老大,新老大是谁谁谁,我们互相之间熟悉熟悉,继续过往的友好,不要生分之类的。
这对于一国新君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在这个时代,就和孝道礼制扯上了关系。
你老爹死了,你大张旗鼓派人出去告诉别人你老爹死了,你当了新老大,让人家和你亲善,这是不是有违孝道?是不是不太尊重死人?要不要三年之后再说这种事情?
这就形成了一个关乎孝道和国家颜面的重要礼制议题。
在这个议题上,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争论不休,各执己见,今文学派认为三年之丧不可以使卿出聘,而古文学派则认为可以。
放到眼下,杨彪就秉持今文学派的看法。
他引用公羊春秋的意见,反对左氏春秋的看法,表示道:“三年之丧,不得使卿出聘,若出,有违孝道人伦。”
杨彪出招了,袁树当然要接招。
“按照周礼,诸侯邦交,岁相问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左氏合乎古礼,何难之?”
袁树的意思就是,按照现今流传下来的周礼规定,诸侯之间的交往,每年一次的称为问,每隔几年一次的称为聘,新君聘问他国或者他国来聘问称朝。
这里头没有说过三年之丧不允许诸侯之间互相邦交问候的规矩啊。
杨彪还是摇头。
“古之贤王以忠孝治天下,三年丧期未出而行事,有违人伦,当为不孝。”
袁树并不退避。
“左氏云,继位者,既葬除丧,丧期当以下葬之日为限,下葬之后,便可除丧,行政事,如若不然,三年不行政事,岂非天下大乱?”
杨彪继续辩驳。
“文公八年八月,襄王崩,九年春,天子遣毛伯来求金,但是春秋经记载中并未承认这是王命,说明春秋不认可三年之丧可使卿出聘,左氏所言,谬矣!”
袁树笑了笑。
“春秋之所以不承认这是王命,是因为襄王未正式下葬,只要没有正式下葬,就算过了一年,也不能认为出了丧期,宣公十三年夏四月,齐惠公卒,冬,新君便遣使访问鲁国,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杨彪立刻开动大脑全力思索,找寻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左思右想拼命检索,也没有找到应对之策。
袁树看杨彪涨红了脸使劲儿思考而不得的样子,也不惯着他,继续进攻。
“树以为,只要葬礼完成,就算没有超过年限,也可以派遣使臣外出访问诸国,古人云入土为安,下葬之后,死者既安,寻常人无大事,可服丧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为国操劳,不可有三年丧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