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之后,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局限性还是太重。
但刘钰儒学底子太薄,想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太宰春台既然是儒生,或许一些“暴论”可以做为儒学改革的方向。
当时拿回威海给康不怠看了看,都是汉文写的,康不怠也就赞了赞产语的文笔,说颇有古风。
等刘钰提出是不是可以作为儒学变革论点的时候,康不怠直接笑的前仰后合。
“这也就是在儒学不兴、见朝鲜尚且自卑文华的日本。放在咱们天朝,能喷的他连门都出不了。不值一提、不值一辩。”
“不是说他的想法不好,公子不也有想法吗”
“难的是,他既披着儒皮,大儒便要以儒骨去审视、驳斥。你说他是法家、农家或者其余诸子的学问,都没问题。但你说他是儒学,没人会认的。”
“正如公子当年武德宫考试,以西域破题。公子想要借儒学之皮,就要找对破题的地方。奈何我想了这么久,也没有想到破题的点,公子的水平,那就更别想了。”
“王荆公搞得那一套,你说那是儒学,真儒认吗可即便如此,王荆公不还是高举周礼,行申不害、商鞅、管仲之法术他敢不举周礼吗”
康不怠对里面的一些见解很是认同,但觉得刘钰借来“篡改”儒学的想法,一点都不可行。里面的东西,放在大顺,若说不是儒学,说不定还会有人当成杂书看看。要说这是儒学,非要被人打死不可。
里面随便拿出几条,康不怠这个其实心慕黄老庄的,都能引经据典地驳斥干净,更何况大顺那些真正的儒学大家了。
而且康不怠觉得,刘钰说的一些东西,比这个说的清楚的多。但刘钰为什么不敢拿出来用因为刘钰自己知道那不是儒学。
可是这个太宰春台的一些言论,他自以为是儒学,可实际上分明是管仲、李悝等法家之学,在日本可能还能忽悠一些人,在大顺就是秃头上的虱子。
况且,康不怠受刘钰的影响,对经济基础一词看的极重。认为太宰春台和荻生徂徕的争端,源于日本的经济基础,放在大顺这边,并不适用。
这一点刘钰也颇认同,日本终究少了个中间商,不需要考虑中间商的盘剥。武士法理上有地权,但实际上其实没有,而下农兵分离住在城下町,和地主还不是一回事。
自那之后,刘钰也就再没关注过太宰春台,没想到今日在这个场合见到了,而且还是在这种气氛之下,刘钰也是真没想到这个老头就是他。
大顺这边科举出身的官员,也想着趁这个机会,和太宰春台探讨下程朱理学的问题。
太宰春台是反宋儒反魔怔了,号称儒家有两次大的毁灭,一次是始皇帝焚书坑儒,另一次就是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搞出了程朱理学这一套根本不是儒家正统的体系。
问题是他认为,始皇帝焚书坑儒,书是烧不绝的,还有后人记诵留下了许多。但宋儒胡乱解读儒家经典,违背孔孟之义,却是在挖儒家的根。始皇帝就像是砍伐树枝、朱熹则是刨根断干,哪个危害大,不言自明。这大帽子扣的就有些实在太大。
但此时面对这些学术上的问题,他却不甚太在意,而是转向了刘钰,问了一个有些和儒学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
刘钰本来正准备和自己这边的军官们、日本那边儒学造诣不深的幕府臣僚们自己组个圈子喝酒呢。
被太宰春台这么一问,他倒是先懵了。
“刘君,请问贵国松江、宁波等地的稻米,多少钱一石”
“呃约莫一两七两四五以上浮动,若荒年二两三两五两,若丰年一两二三天朝的石和日本的石不太一样,大约五石折日本两石但松江那边的米价,是以精米算的。同样按照你们这里一石的容量,精米是320斤,糙米的话,也就只有220斤,糙米110斤多一些吧”
两边的货币单位不同,太宰春台对此有所了解,内心算了一下,不管是用银的关西还是用金的关东,除了享保饥荒之前的通货紧缩期,这米价还是比大顺那边要低。
开战之前,下关米交易所里,一石米的价格约为50戋。
因为之前为了应对通货紧缩的铸币改革,含银量从正德钱的含银量80降到了45左右。
这算下来,1戋是375克,50戋再折算一下新钱的含银量,按照大顺的石米重量和库平银来算,大约是折算9钱库平银一天朝石米。
这肯定是比大顺这边的米价便宜的,固然要考虑松江等地物价较高的缘故,但太宰春台估摸着应该也不会浮动太大,只要不是灾年,当在15两到2两之间浮动。
算清楚了这个账目,太宰春台给刘钰鞠了一躬道:“若如此,刘君实又救了日本一次。上一次甘薯救荒之事,虽是将军推广,但若无刘君送来数船甘薯为种、又有甘薯救荒书为术,则饥荒要恐波及百万人。”
“我曾想过中华常平仓、平粜法,以此稳定日本之米价。谷贱伤农,伤士,士、农,日本之本也,不可伤及。”
“只是我欲效仿王荆公有常平、平粜、市易、青苗诸法,奈何人微言轻,又有狷狂之名,无人肯用。”
“如今开埠,两国之间互通有无。这常平仓建不起来,两国倒是可以互为常平仓,均衡米价,不使士、农因米贱而伤。”
太宰春台也是满腔愤懑,如今年近六十,一腔政治抱负无处施展。日本连个常平仓和平粜法都没有,米价涨的时候吓人、落的时候惊人。
奔走数年,没有一个人听他的“常平仓”、“平粜法”、“市易法”、“青苗法”之类的唠叨,都觉得听起来很好,但是自己一藩之内搞又有什么用
各藩的大米都是商品化的,要拿到下关、大阪等大米交易所里卖掉以补贴财政的,这事儿得幕府出面。
否则的话,本藩建了常平仓,又挡不住其余藩的米入场,根本没用。
但幕府的官方儒学意识形态,是朱子学,幕府将军倒是听说过太宰春台的名头,这一次也征召了他,但之前可并不想用这个非朱子学的儒生。
既然常平、平粜之类的办法没得用,太宰春台在询问了大顺的物价之后,就认为开关开埠是一件好事了。
虽然他有一定的经济思想,但仍旧在封建制的框框下思索,仍旧认可武士和农民的稳定是第一位的。不反对经商买卖,但认为农业仍旧为万物之本。
日本若能出口大米,作为压舱石,至少可以逐渐拉平到和大顺近似的米价。从9钱库平银涨到一两四五,武士和农民的生活都会大为改善。
刘钰之前看过他之前写的书,觉得虽然局限性很大,但此时能有经济的眼光亦算是难得了。
而且就日本的儒学界而言,当初和他争论、互喷过的大佬,基本上都死了。后生们还没成长起来,如今在日本这边嘴炮最能打的就是这位了。
基本上就这个时代而言,在经济学的见解上,此人亦算是当今日本的第一人。
即便一些经济理论想法有些局限,但也比只能修修补补的那群人强。
如果这个人对经济的看法都基本符合刘钰压榨日本的预期,看不出其中的大问题,那么基本上也就稳了。
有心看看他对开埠之后经济的看法,便笑道:“我亦有此意。两国互为常平仓之说,正是天朝日后宗藩体系的仁政之举。”
“米贱伤农,此事不可不察。米过贵,也更伤百姓。需得让米价达成一个均衡的值,那才最好。”
“春台先生对开埠一事,是看好的方向多还是看差的方向多呢”
太宰春台早就考虑过此事,亦道:“总的来说,我觉得开埠还是好的。”
“凡治国之道,务要使米贵而物贱。米贵,则士、农方有余钱,购买货物;物贱,士、农购买的货物就越多,也就越能够促进工商的发展。”
“大国货物,想来价不高。若大国产、日本也产,必要价低方可能入港售卖。如今,日本的物价也会降低。”
“而稻米,大国米价贵约一倍,正可带动日本米价上涨。米价上涨,则士、农余钱便多。这是好事。”
“米贵物贱,方为日本之未来。”
这话如果放在后世,肯定会被人骂一通,觉得完全狗屁不通,怎么可能粮食价格暴涨反而是好事怎么可能会出现粮价高、而其余物价低的情况
但这个时代,哪怕六十年后英国围绕谷物法的大辩论,这种想法依旧是主流想法。
可以说是脑子问题。
也可以说是屁股问题。
虽然形式上和几十年后英国谷物法不同,但本质上区别不大。
形式上,英国已经开始了工业革命,导致粮价飞升,所以本土地主和贵族们,施压要求不能进口,以保证他们的利益。
日本此时,工业革命的影儿还看不到的,也正因为工业革命没影,所以粮价太低,也所以本土的地主和贵族们,认为出口粮食是好事,以保证粮价,从而保证他们的利益。
刘钰可以理解他们的屁股,却对那句“米贵物贱”有些不解,便追问了一下。
太宰春台也是有心解释清楚,遂道:“米贵之好处,惠及士农工商,非只于士、农。”
“若米贵,不知士农余利颇多,商人的雇工,为了保证他们可以买得起米生活,以金银论,是不是给他们的薪水就高了呢”
“而开埠之后,货物涌入,大国货物便宜。伴随米价上涨,士农自不必提,而为商人劳作者,因为金银薪水提升了,刨除掉买米的钱,就算和以前剩余的钱一样。但因为大国货物涌入,米粮之外的物价降低,同样的钱,他们不也一样可以买更多的东西吗”
“这难道不是仁政吗”
刘钰费劲吧啦地理解了一阵,恍然大悟,心道原来是这么个逻辑怪不得自己一直不能理解东边也喊“米贵物贱有利百姓”、西边也论“米贵物贱有利贫民”,原来在这呢
若完全不考虑工业的发展,完全不考虑同行业邻国进出口的激烈竞争,这似乎确实有些道理。
大致的逻辑,是说以金银作为世界货币,粮价越高,意味着雇佣的人就必须开更多的工资,以折合和之前相同的粮食。如此,邻国因为粮价低,所以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也低,金银也就能买更多的邻国低价商品,有助于改善底层的生活
理顺了这里面的逻辑,刘钰开心极了,连连点头,心道妥了,我写封推荐信,保准你和阿部正福相见恨晚。
ps:ps:关于重商主义的一些观点,并不是太宰春台的思想,而是太宰春台其师侄的想法。便于时代,移花接木,可以理解为长崎贸易在刘钰“信牌数量不变船变大”政策、以及大顺废弃朱子学、还未完全立起来的功利学东渡影响下的蝴蝶效应反馈。还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前几章算物价米价的时候,小数点算错了一位,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