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一番讲解,与会众人纷纷陷入沉思,并且随着他的讲解缓缓点头,了解了其中的道理。
复兴会监察部主任孔茂捷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所以主席的意思就是国家制定法律,强行规定不论是荒年还是丰年,不管是什么情况,地主绝对不能抽取四成以上的粮食,把这条线划死,可低不可高,以此维护佃户的利益?”
苏咏霖点了点头。
“对,就是这个意思,佃户没有议价权,甚至本身都不在朝廷户籍统计范围之内,无法得到朝廷的保护,这种情况无限类似于古时候的【隐户】,这样的情况本身就是咱们所不能接受的。”
苏咏霖接着说道:“用这样一条法律,可以维护佃户的利益,让佃户即使在荒年也不会因为失去议价之权而饿死,限制地主之胡作非为、囤积居奇,我以为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地主剥削的越多,产生流民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一旦产生流民,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就是官府了,地主们把这一部分代价强行甩给官府,自己吃的脑满肠肥,哪有这样的好事?”
复兴会庶务部司长周翀听完苏咏霖的话,皱起了眉头。
“主席,这样做自然是好事,我们都知道,但是,这真的能执行到位吗?且不说朝中必然有人抗议,就算朝廷通过了这一法令,真的能在地方上予以落实吗?
若要落实此策,必然要判定粮食总产量,若要保证公正,必须要官方介入进行称重,需要官府派人介入地主和佃户之间,而这样一来,地主们能答应吗?您也说了,这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震动。”
很多人附和周翀的意见,认为这样的政策好归好,但是执行起来必然很难,肯定有很多人阳奉阴违,政令推进困难重重。
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几乎是必然的,很多古代著名的改革策略都是推进起来困难重重,有些甚至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缓缓推进,比如张居正任内开始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
尽管如此,也会面临人亡政息的危险。
对此,组织部长江育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就算朝廷强行推进,强行派人介入地主和佃户之间,那么地方上的那些地主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很有可能会清退一批佃户,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劳动力。
土地是他们的,官府不能强夺,这样一来,不用等到灾年,地方上准会出现大量影响稳定的流民,如此,岂不为大明之忧患?”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少与会会员赞同江育的看法,觉得这条法律一旦推行,必然引起重重困难,更严重的是效果还没见到,首先就会出现影响社会安定的大批流民。
地主群体是否会进行武装抗议也未可知,这非常麻烦。
而与之相对的是另外一群复兴会会员。
他们认为苏咏霖这样做是对的,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剥削压迫的现象就要与之奋勇斗争,领导佃户们推翻那些丧尽天良的混蛋们。
田珪子代表这些复兴会员作了发言。
“佃户辛苦劳作,地主坐拥大量土地,什么也不做,不用下地劳作就能坐享其成,还能强制从佃户手里夺取超过一半的劳动果实,佃户饿的脸色发青,地主却面色红润。
在座的诸位也有不少都是出身佃户之家,难道不知道佃户的辛苦与凄惨吗?改变这一切,不就是复兴会建立的初衷吗?如果为此畏首畏尾不顾佃户死活,复兴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田珪子作了发言之后,会场沉默了一阵子。
田珪子的部下、庶务部民政司的负责人陶永光随后也做了发言。
“我以为,田总理说的是对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主席也说过,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去解决问题,不能因为担心会出问题就畏首畏尾不去解决,如果这样的话,复兴会和那些腐朽的官府有什么区别?”
以田珪子和陶永光为首,这批复兴会员坚决支持苏咏霖的想法,强力要求推进这一政策。
以周翀和江育为首的这批会员倒也不是反对苏咏霖。
周翀站起来发言。
“我们只是考虑的更多,只是觉得这样做在大明刚刚建立的此时此刻会引发巨大的震动,使得国家不稳定,大明尚未统一神州,周边还有很多政权。
西边的夏国,南边的宋国,东边的高丽,北边的草原骑兵,这些都是我们潜在的威胁,如果我们自己出了乱子,他们难道不会趁火打劫吗?”
陶永光对此坚决反对,站起来予以反驳。
“国家的稳定始终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稳定,局部地区或者领域出现震动是正常的,我们出现问题,这些国家内部未必就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