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货币贬值日益严重,豪强大户们的资产更需要保值增值,将流通的货币转化为实物资产,就成为豪强们的必然选择,这就产生了对普通农户杀伤力更强的“钱荒”问题。
北宋“钱荒”一词首次出现并引发朝野关注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042年的宋夏三场大战均以北宋惨败而告终,巨大的战争消耗迫使朝廷开始贬值货币,不仅四川交子纸币出现了60万贯的增发,而且铜铁钱也开始贬值,这就是庆历年间连续当十”的铜铁大钱。
宋仁宗的小平钱
宋仁宗的当十钱
北宋的标准铜钱叫“小平钱”,“当十钱”比“小平钱”大一号,但远不是小平钱含铜量的10倍,却被朝廷以法律规定与10枚小平钱等值,这种行为与罗马帝国的“安东尼币”“奥勒良币”简直就是一个师傅调教出来的。说白了,当十钱就是明目张胆的货币贬值,这当然会引起市场恐慌。聪明的商人们开始囤积含铜更多的小平钱,贪婪的商人则大量盗铸当十钱谋取暴利,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自动发生,流通中的小平钱日益短缺。
朝廷大惊,好处没捞到多少,弊病却一大堆,杀头流放的严刑峻法也制止不了人性的贪婪。为了遏制盗铸,朝廷只得宣布“当十钱”改为“当五”钱。疯狂的投机仍无法平息,后来改为“当三”,还是难以奏效,盗铸仍有巨利。最终朝廷不得不“折二”,也就是一枚大钱当两枚小钱用,这才刹住了投机冲动。和人性的贪婪斗,严刑峻法也不好使。所幸的是宋夏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种“当十”钱没有继续滥发,小平钱重新回到货币流通中,钱荒问题有所缓解。
后来,随着财政的不断恶化,朝廷再度发行“当十”钱,由于市场反应激烈,盗铸严重,通胀恶化,后来再度“当三”,最后“折二”。不过,“折二”铜钱逐渐成为货币铸造的惯例,大规模的铜钱减重和严重超发的恶果成了北宋长期的货币噩梦,钱荒问题开始不断恶化。
在当十、当五、当三、折二钱泛滥成灾时,小平钱成了抢手货。商人们大量囤积小平钱,然后重新熔化铸造铜器,转手就是5倍的暴利。在严重的货币贬值过程中,北宋的铜器就像今天的和田玉和翡翠,成了资本炒作的一种热门货。面对熔钱铸器的丰厚暴利,就连官员们也纷纷染指其间,加入了“奸民”的行列,朝廷不禁惊呼“居官者不得铸铜器”。
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有一个隐含条件,那就是法律规定劣币与良币币值相等,否则自由市场中谁会愿意接受劣币劣币正是借助国家权力才能驱逐良币。良币从流通领域退出后,总是向重视它们的地方聚集。铜器使良币中的铜,获得了应有的市场价值承认,有时在资产膨胀的心理预期之下,炒作之风更加助长了铜器的价格,这就是熔钱铸器的本质。
良币的另一个出口就是境外。
西夏、辽国和海外诸国都更加尊重铜的真实价值,于是北宋的小平钱如滔滔江水决堤而去。北宋采用了所谓的“钱禁”来对付钱荒,严禁私人铸钱、严禁销毁铜钱、严禁铜钱外流、严禁过量储藏铜钱,其重点是防止铜钱的外流和销毁。就连一向以“仁慈”著称的宋仁宗对钱禁问题都异常严酷,“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9,而宋仁宗之前的死刑标准是携带铜钱5贯出境。最终的效果是,辽和西夏都不用自己铸币,北宋的铜钱在那里大量自由流通,就连日本和越南都极度渴望得到北宋的铜钱。“番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番者,非铜钱不往,而番货亦非铜钱不售。”
面对人性的贪婪,连死亡的威胁都显得苍白。
难怪大文豪苏辙对铜钱外流慨叹道:“利之所在,势无由止。”
含铜量严重不足的各种大钱当道,小平钱却日益短缺,大钱发行量越大,小钱消失得就越快,严重的通胀最终造成小平钱的生产变成了亏本的买卖,北宋的铜钱供应开始快速下降。因为朝廷缺钱,所以铸大钱;因为铸大钱,导致小钱消失;大钱多了,东西贵了,小钱的生产亏本了;更少的小钱供应,加剧了更多大钱的发行,如此,北宋的货币供应陷入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宋徽宗的小平钱、折二钱、折三钱
宋徽宗的夹锡当二钱
宋徽宗的折五钱
宋徽宗的当十钱
钱荒,准确地说是在货币贬值和资产通胀的相互作用下,小平钱快速退出流通的现象。越是在经济发达的江浙地区,钱荒闹得越厉害,这不仅是由于小平钱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流通量更大,也是因为这些地区的豪强大户们有更强的动力进行熔钱铸器。
江浙地区的农户远比其他欠发达地区的民众更加依赖货币经济,官府的苛捐杂税和五花八门的田赋“折变”,都要依靠他们变卖农副产品来获得现金缴纳。小平钱闹钱荒,导致市场流动性奇缺,农户被迫降价甩卖农产品,对于早已深陷困境的普通农户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土地兼并导致普通农户的税负加重,田赋的跑冒滴漏以及官府的开支膨胀,致使财政入不敷出,严重赤字迫使政府贬值货币,货币贬值刺激资产通胀,资产通胀加速土地兼并,同时诱发钱荒,而土地兼并和钱荒又加剧了农户的困境,如此恶性循环,民不聊生。
这就是王安石变法之前,北宋所面临的巨大经济与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