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 初春,关中,长安郊外。
寒风料峭,尚未完全解冻的黄土官道泥泞不堪, 一支打着“千奇楼”旗号的庞大商队, 正在艰难地向西行进, 车轮陷入泥泞, 吱呀作响。与商队一同前行的, 还有数百名年轻力壮、背着简陋行囊的百姓。
一名三十多岁的憔悴汉子便是其中之一,他缩着脖子, 裹紧身上那件还算厚实的麻絮袍, 背着大包袱,深一脚浅一脚地跟着队伍, 冷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脸颊,但他的脚步没有一点迟疑, 反而越加用力地裹紧了怀里的小布包, 里面装着这两年积攒下来大部分钱财,交了四百钱给千奇楼商队,他才得以从洛阳出发,加入队伍里, 踏上归家路。
又是一阵冷风吹过蒿草, 发出呜呜的声响,让他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想起了两年前那个同样寒冷的春天。
那时, 他还在长安城外,守着祖传的土地和手艺,虽然清苦, 倒也勉强能活。可突然有一天,宫里传出消息,说老天王的病,居然又见好了,心气又上来了,怕是又想对西边的姚羌用兵了。
这传言像冰水,瞬间把他的心冻住了。前年,不,十六年那次征姚羌,长安人丁不丰,征兵时要求一家只准留一丁。他年迈的父亲被留下,他自己和刚满十五岁、正要想法说亲的大儿子阿土,一起被如狼似虎的兵吏拉走。
战场上,箭矢如蝗,杀声震天,他侥幸捡回一条命,拖着一条伤腿爬了回来,可他的阿土,却永远留在了那片不知名的山沟里,连尸骨都没能找到。
死了,什么都没留下。没有抚恤,没有尸骨,没有一句话。好像他们一点点从襁褓养大成人的阿土,从来就没在世上存在过,只在他们心里,留下一个血淋淋、呼呼漏风的大洞。
现在,又要打了。
王栓怕了,他是真的怕了。不是怕死,是怕像阿土那样,死在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鬼地方,变成一具无人收拾的腐尸,被野狗啃噬,被秃鹫啄食,魂魄永远飘荡在异乡,回不了家。他怕那面催命的铜锣再次在村口敲响,怕里正带着衙役闯进门,把绳索套在他脖子上,像拖牲口一样拖走。
他怕自己死了,老父亲没人送终,妻子没人依靠,两个小的没人养大。他怕这个刚刚塌了一半、还没修补好的家,彻底变成废墟。
不能再等了,他对自己说。
白天,他像往常一样,沉默地刨木头,给邻村大户家修门窗,他偷偷藏起了两个最糙的杂面饼子,又把藏在炕洞深处、全家最后的一点积蓄——几十个磨得发亮的铜钱——贴身收好。
夜深人静时,他最后一次看了一眼熟睡的妻子,她眼角还带着泪痕,即使在梦里,眉头也紧紧蹙着。他轻轻摸了摸两个小孩儿枯黄的头发,然后走到外间,对着老父亲铺位的方向,跪下来,在冰冷的地上用力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抵着地,久久没有抬起。黑暗中,传来老父亲一声极轻微的叹息。
他猛地起身,不敢回头,背起那捆木匠工具,揣好干粮和铜钱,融入了夜色里。他要逃,逃离这吃人的地方,逃离注定要夺走他性命的战场。
一路向东,不敢走大路,只敢钻山林,绕小路。见到人就躲,听到马蹄声就伏在草丛里,干粮很快吃完了,就挖野菜,喝溪水。最可怕的是过潼关。那雄关如巨兽蹲伏,盘查极严,他远远看着,腿就软了。
后来,他遇到了另外几个同样面黄肌瘦、眼神惊惶的逃人,在夜幕降临,趁着星月微光,他们互相搀扶着,哆嗦着,走向那枯水时的黄河泥滩。
上游化冻的冰凌让河水寒彻骨髓,泥滩又软又滑,一脚踩下去,冻得他牙齿打颤,脚趾麻木。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旁边一个瘦弱的年轻人脚下一滑,惊呼一声就没了声息,没人敢停,没人敢救,甚至不敢多看。
王栓死死咬着牙,把嘴唇咬出了血,他不能死在这里,不能。背后,他仿佛能听见阿土在哭,在那个不知名的、冰冷的山沟里哭……终于,趟过滩涂,他湿透的衣服紧紧贴在身上,被夜风一吹,像裹了一层冰。几个人瘫在泥地里,像离水的鱼一样大口喘气,连哆嗦的力气都没有了。
歇了片刻,他们用河边枯草悄悄燃了一小堆火,烤干衣服,继续往东,终于,他看到了洛阳。
那高大巍峨的城墙,那熙熙攘攘、穿着各色服饰的人群,那码头边密密麻麻的船只,那空气中飘荡的食物香气和陌生的口音……长安最繁华的时候,似乎也没有这样的气象。他站在城外,像个土里刨出来的泥人,茫然又惶恐,巨大的城市让他晕眩,也让他感到说不出的恐惧。
起初,只能在最脏最累的地方混口饭吃。码头扛包,他力气不算最大,只能咬牙硬撑。工地和泥搬砖,烈日晒脱了一层皮,赚到的铜钱,只敢买最糙的饼子,喝浑浊的冷水,夜里蜷缩在别人屋檐下或者破庙里,和许多同样境遇的流民挤在一起,忍受着随时可能被驱赶的恐惧。
但他有手艺,这是阿爹传给他的,不干活的时候,就捡些别人丢弃的、不成材的木头边角料,蹲在角落,拿出那几件熟悉的家伙事,一下,一下,仔细地刨,小心地凿。
他做不了大件,就做些小凳子,小木箱,小木盆。料子不好,他就用十二分的心思,榫卯对得严丝合缝,还会用晒干的木贼草打磨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