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世家五百年_第20章军政影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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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品的巡抚都御史,李显穆微微点头,如今大明有从二品的巡抚都御史,正二品的六部尚书,文官的高品官员也渐渐多起来。
距离他预想中渐渐近了,他是一定要大明恢复宰相制度的,现在就是在一点点的打基础。
将诸省拆散,提拔大量的高等级文官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计划,只不过接下来的变动,就不容易去做了。
朱高炽在确定了巡抚都御史的品级后,沉声说道:“新建立的省,其中事务必然繁杂,派过去的巡抚任务很重啊,人选要细细挑选,一定要那种有实干之才的臣子去。
否则若是无端将地方扰乱,或者趁机让地方官员在其中上下其手,那可就糟糕了。”
稍微想想都知道现在诸省之中必然有很多朝廷不知道的事情,现在要重新分省,尤其是南直隶三分,新上任的省中三司主官,以及巡抚,必然不可能给前任擦屁股。
地方官员担心自己的丑事暴露,必然会在之前就将罪证消灭,譬如让粮仓失火,再譬如让保存档案的地方失火。
这都是极可能的,拆分省份是件很麻烦的事情,不是一道旨意下去,就把班子组好了。
朱高炽语重心长道:“尤其是拆分南直隶,新成立的江苏行省,是国朝经济重地,一定要挑选重臣前往。”
李显穆闻言立刻道:“陛下,臣举荐礼部左侍郎王艮前往江苏担任巡抚,他久在江南任职,历经浙江以及南京诸部,素有威望,且有经世致用之才,必不辱使命。”
朱高炽闻言略一沉吟,却摆摆手,又沉吟起来,良久才肃然道:“南直隶拆分,事关重大。
王艮有大才,朕任命他为应天府尹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巡抚,主持南直隶拆分之事。
若事情办得好,回京朕就升他做尚书。”
众人对皇帝直接允诺王艮尚书都没觉得不对,对王艮的能力也不怀疑。
概因王艮是朝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大臣,官路既顺畅,又不太顺,总差了一口气。
王艮是李祺唯一的亲传弟子,心学大佬之一,在士林中声望卓著,但因为是李祺的弟子,在建文年间被牵连没能中进士。
他在永乐初年就曾经入内阁,当初内阁中的众人,现在都已经挂尚书、侍郎衔顾问御前,而他因为早早离开内阁,不算是太子党,所以在洪熙朝没得到加恩。
之后他为了心学在江南的发展,自请离京前往浙江担任学道提督,这就有些走上了邪路,就像是一个最终目标是七武海的官员,不在块块上一路升职,而是一头扎进了条条里面,那最终最好的结果就是二十四诸天。
好在他后台硬,有李显穆,最终还是让他走进了正常的道路,一步步在江南诸省以及南京六部中迁转,又抓住机会回到京城,担任了礼部侍郎。
走到这一步,王艮只需要等就行了,等前面有位置空出来,左右都御史、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通政使,这八个位置,能让他更进一步。
现在有了巡抚都御史,不仅仅是多了容纳高级官员晋升以及调换的余地,还能把一些六部尚书调走,给后边的人腾位置。
定下拆分南直隶的人选后,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文官的去向已经解决,武官呢?
南京五军都督府是个空架子,其中很多在迁都后已经到了北京,镇守太监可以直接调回来,但魏国公和韩国公镇守过去不久,该怎么解决呢?
李显穆沉声道:“镇守国公不仅不能调回来,还要继续让他们在南京镇守。
江南重地,不得不防。
尤其是现在江南钱粮干系着交趾的稳定,前往交趾的船只都要从未来的江苏布政使司出发,朝廷对江苏要更加关注。
从前有南京五军都督府在。
如今南京都督府裁撤后,但北京还在,以京城五军都督府封赏,如今天下镇守,皆令出五军都督府。
巡抚既然以都御史出镇,这是为了强调其京官身份而非地方官员,那其他镇守也该如此。
应该区别于总兵。
勋贵、武官出镇则以五军都督府身份,太监则以二十四监。”
大明的镇守国公,本是为军事而设置,南直隶虽然分拆,可维护江南稳定的宗旨,却不曾改变,那镇守国公的职责也不能变。
李显穆的话很明显了,以后天下只有一个六部,也只有一个五军都督府,让镇守国公挂五军都督府的衔,继续待在南京。
而且国公镇守应该和总兵镇守区别开,一个是京官,一个是地方官。
朱高炽闻言沉吟道:“明达你所言有理,黔国公是以都督同知、云南总兵的身份镇守云南。
如今也该挂挂五军都督府的都督官职,作为公侯镇守专用。”
军政官员体系分开说不上好坏,李显穆还是希望文官中的优秀人才能进入军队,毕竟大明总不能真的依靠勋贵。
但摒弃掉军队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这却是必然要做的。
军队只要会打仗、能打仗就可以了,其他的东西越少参与越好,这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保护。
古来太多优秀的将帅因为参与到政治争斗之中,而屈辱的死于非命。
众人又商议了一番,一直到日落西山时,才堪堪结束,算是将各种情况都基本上盘了一遍。
只待下旨即可。
重内轻外,重中枢而轻地方,是明朝自建国时便执行的国策。
洪熙元年,大明朝中枢执行了拆分建省的政策,自此明朝编户齐民的省级行政区数量达到了十九个,这项政策进一步削弱了地方实权,使地方官员更加仰仗明朝中枢,是明朝时期央地关系重构的开始。
巡抚制度在洪熙年间彻底确立,中枢朝廷从各方面加强了对地方的监管,往后数十年间,明朝中枢大步向前,从方方面面控制了地方实权派。
从根本制度上,断绝了地方暴力反抗中枢的可能。——《明朝政治制度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