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扒拉出来的翻译器挺小巧的,抓在手上瞧着有点像计算器。
事实上,苏联的科研工作者在倒腾这玩意儿的时候,最早的灵感就是来自于日本的计算器。
那计算器是日本人七十年代做出来的,日本夏普用了12年时间,吧生产计算器的三千多个零件精简为三个——一只硅片、一支太阳能电池和一块lcd显示器。
麻蛋,又是液晶显示屏。
咳,然后夏普又进化,到了八十年代时,他们已经成功地将太阳能计算器的价格压缩到了4美元,毫无疑义地凭借价格优势垄断了这一市场。
苏联科学家看到这个小巧轻便的计算器时,灵感大发,认为液晶板可以显示翻译后的文字,而具体翻译工作,则可以依靠硅片来完成。
王潇有点听傻了。
等等,那个,不对,硅片跟芯片是一个意思吧。
应该是吧。
众所周知,苏联不搞晶体管,它走的电子管之路。
它为嘛要反世界主流而行之呢?不是因为它要强调它是不一样的烟火,而是主客观条件决定的。
客观上,毫无疑问,二战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便开启了技术封锁之路,苏联弄不到先进半导体的材料和技术,它只能另寻他路。
主观上,跟苏联以军工业发展为主的思路有关。
军方测定后认为电子管抗干扰能力更强,一旦发生战争(二战后西方世界反-共思想非常强烈),电子管设备更稳定。
而西方晶体管主要走民用路线,比起抗干扰,体积更小、耗电更少的晶体管显然更适合走入千家万户。
而民用路线又确保了走这条路的公司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简单点讲,就是有钱挣,能够形成正向反馈,可以重复投入更多的研发经费,进而促成了集成电路的不断发展。
伊万诺夫冲自己的搭档翻了个白眼,嘎声嘎气道:“我们苏联也有自己的半导体产业,我们六十年代做出来的集成电路不比美国人差。”
柳芭瞅了眼自己的男老板,认准服务对象是女老板,尽职尽责地解释:“莫斯科政府规划过苏联的硅谷——泽列诺格勒,发展半导体行业。嗯,我们也动了。”
这话的意思是官方动用了kgb去窃取技术,好复制人家的芯片。
关于此事,苏联科学界内部也有争议。
众所周知,苏联的科技相当发达,哪怕是在半导体这个行当,他们同样群星闪烁。
俄国科学家佐雷斯阿尔费罗夫1963年提出的半导体双异质结构,是半导体激光器的理论根据。
伊万诺夫所说的60年代苏联造出来的奥索金集成电路,也不逊色于世界一流水准。
官方让科学家抄外国的科研成果,对苏联科学家来说,不可谓不是个巨大的羞辱。
王潇听得津津有味:“那你们为什么没继续做下去?是科学家造反不配合吗?”
柳芭头回觉得自家老板有点傻。
开什么玩笑?一切为了苏联,个人意志在伟大的苏联面前,不值一提。
”不是,我们没钱。”谢尔盖叹气,“它需要很多钱,国家拨不出更多的钱给它了。对,是订单,苏联的订单全部来自于军方,不够,养不活它。”
王潇又打击了他们一回:“我估计一开始抄的思路就是错的,你要抄,你就落后了。你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捡饭吃。还有一个就是规模化生产。设计你能直接剽窃到手,规模化生产你们做不到。人家卡技术,不会出口精密度高的机器给你们,也不会给你们纯度高的材料,我估计你们半导体的生产工艺也不可靠。”
柳芭苦笑摇头:“我们好不容易搞定了东芝,结果高精度的车床还没用热呢。东芝就倒了大霉,被美国制裁了。”
王潇的八卦之魂熊熊燃烧:“老实说,当时日本是不是也想跟苏联联手,好对抗美国啊?”
她这么怀疑,绝对不是无的放矢。
虽然很多人将二战后的日本描述成美国的狗腿子和傀儡,但日美关系当真没那么简单,或者说没那么纯粹。
7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工业产品在欧美大卖特卖,美国却遭遇经济滞胀期,大批工厂倒闭,工人失业。
那会儿美国街头。工人砸日本汽车泄愤是常态。
以日本民族一贯的野心,它在发展的那么好的时候,还甘于为美国马首是瞻,不太现实。
国与国的关系素来微妙。
华夏在苏联陈兵边境,承受巨大压力的时候,都能放在意识形态之争,主动向美国递上橄榄枝,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从中斡旋,和美国缓和关系——
日本为啥不能跟苏联眉来眼去,好扛对自己虎视眈眈的美国?
一说到这话题,伊万诺夫都呵呵了:“尼克松都宣布访华了,苏联和日本能没反应吗?”
不过当时日本政府是觉得自己被美国盟友背叛了,国内有声音要求改善同华夏的关系。
苏联则是希望阻止尼克松访华,或者邀请尼克松在访华之前先去一趟莫斯科,但被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