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集体企业是咋回事呢?这跟八九十年代民营企业发展历程中一个时代特有现象——戴“红帽子”有关。
在1992年正式提出市场经济之前,改革开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处于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一不小心便真有牢狱之灾。
私营业主们为了规避风险,便会想方设法给自己批一层红皮。比如说,虽然自己出全资,但拉了一个集体班子,八九个人之类的,以集体企业的名义注册办厂。
这样能省却诸多政治经济上的麻烦,但与此同时,也埋了雷。
摆在眼下奥维契金买厂这事儿,从现行法律的角度来说,郑秀芳就没有资格把厂卖给任何人。
因为厂子是集体企业啊,你一个人不能代表工厂的。
王潇胸中瞬间燃烧起熊熊烈火。
律师呢?喵的!花钱请你来是让你吃干饭的吗?这么大的坑,你也能闭眼就让人往下跳。
你这律师从业资格是考的太简单,觉得无所谓,打算随时结束职业生涯了是吗?
被cue到的律师可不敢背这锅,立刻跳出来反驳:“胡说八道什么啊,手续是我从头盯到尾的,不是集体企业,就是私营的。”
赵大跳脚:“不可能!当初人还是我跟我兄弟一块儿找的呢。”
但企业产权的变更有记录在案,不是谁嗓门大,厂子就归谁。
工商管理部门的底档上写得清清楚楚,阳光服装厂原本的确是家集体企业,但现在也确实归私人所有。
但不是这两天才变的,而是去年就变了。
南方讲话发表之后,国内工商业界开展了明确产权的行动。原本戴“红帽子”的一些私营业主,赶紧把厂子拿回头了。当然,这里面也有人浑水摸鱼,把正儿八经的集体企业变成私有的。
但这不在他们要说的范围内,暂且不提。
总而言之,阳光服装厂就是去年10月份完成的产权变更。
赵大嚷嚷得更厉害了:“咱们可能?去年我兄弟八月份走了以后就没再回家,又怎么可能10月份来改厂子的事?哎,你们不能帮着外国人欺负我们老百姓啊,你们这是崇洋媚外,卖国贼!”
工商所的人可不惯着他,眼睛一瞪:“瞎讲八道什么啊,人家郑秀芳又不是三岁小孩,怎么就不能自己来办手续?”
原来最早登记办厂的时候,老赵家落的就是郑秀芳的名字。
至于说,这是因为老赵信任妻子,觉得两口子不分彼此,还是当时想要规避风险,一旦出事,方便自己随时脚底抹油,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老估计赵应该没防着妻子。不然他也不能让她顺利完成企业产权变更手续。
这大概就是男人的诡谲之处了。
他嫖,他依然觉得妻子该忠实于自己,甚至没想过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真的,正常人没办法理解他们的逻辑。
王潇就见过不少所谓的成功人士,他找鸡约炮,却认为自己是忠实于家庭的好男人。
理由是,他又没在外面养小家。
甚至于养了小三包了二奶,但没搞出私生子女的,都好意思大言不惭,自认君子端方。
真的,社会对女性,女性对自身热衷于道德审判;可反过来对男性,男性对自身,总是能够轻而易举达成和解。
从这方面来说,男性的社会生存能力普遍比较强。
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郑大却完全没办法接受。
毕竟搁谁身上,眼睛一眨,本以为是囊中之物的上千万的资产,没啦!
不疯才怪。
“不可能!”他喊的嗓子都劈了,“这好好的集体的厂子,说变成私人就变成私人的了?我怎么不晓得,里头还有我老婆哩!”
按道理来说,原始资料都拿出来了,官方的解释说明也该到此为止。
后面你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去,跟官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基层行政执法人员都明白一个道理,你不一次性把他给说服了,后面天晓得他会起什么幺蛾子。
所以哪怕他没道理,派出所的同志还是带领一行人,一一去找了当年登记注册集体企业的成员。
为啥不是直接把人叫到派出所呢?
哎呦喂,什么老爷啊!
现在天还没黑呢,当然得趁着天光在的时候,多干点活。
不然你以为他们一个月三百块钱的工资,是老板发善心吗?
饶是警察同志已经如此体贴民情了,工人们被从生产线上喊下来的时候,也老大不痛。
他们都是计件工资,多耽误一分钟,就少挣一分钟的钱。
奥维契金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这就是他想要的工人啊。
在莫斯科,在俄罗斯,工厂的工人动不动就坐着喝茶聊天打牌。生产任务再急,他们也能当做没看见。
尤其上了年纪的工人,一个个想过舒坦日子还不肯好好干活。
伊万诺夫反驳他:“那是因为你找的工人不对。”
像他,在莫斯科郊区找到农民们和农民的孩子们,就没这么多事儿。
哎,回头得打个电话过去问问看,那边过年准备的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