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曼侧过脸来看我:“穗子呀,我是拿起尸体袋子上的牌子一个个对号的,个别没有名字和番号,我就怕得要死,打开袋子,看一下他的脸”
就那样,一个操场头一天还操练,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第二天一早,立正变成卧倒了。卧倒的,个头儿都不大,躺在裹尸布和胶皮袋子里,个个像刘峰,个个都像她新婚的丈夫。小曼的神志是那时开始恍惚的。
小曼还站在刘峰灵台前,满腹心事纺成线,不断往外扯。
小曼住精神病院的三年,看望她的一共有五人次,这是主治大夫告诉她的。第一是她母亲,她转到歌乐山母亲又去探望她一次,因此母亲一人算两人次。第二次母亲探望时,小曼药物反应严重,临床记录说,她拒绝让母亲靠近。再有就是野战医院政治处主任的探望,为她送来小曼丈夫牺牲的通知。最后一人是谁,小曼一直没搞清,据说此人也来过两次,这样算起来便是五人次。
出院那天,精神科保管员把探病的人留下的东西清点给小曼,有母亲带来的当时上海流行的连衣裙,有政治处主任给她带来的二等功军功章。最后就是一封信,字迹她熟,但想不起是谁的。拆了封口,里面掉出一张二人合影,竟是刘峰和穿蓝条病号服的小曼自己。主治大夫问小曼,是否记得这个人来看望她,还带了个照相机跟她照了合影,小曼说不出话。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病得有多重,连刘峰都认不出。刘峰信上说,他已接到转业通知,回乡后就不知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趁着他到司令部办事他部队的司令部也在重庆,顺便来看看她。上回照的相片洗出来了,小曼照得比他好,但愿她满意。信里留下了他母亲的地址。此刻小曼说,两次去,都错过了。
我想小曼过去只是口里没话,并不是心里没话,现在口一松,话不断了,你一听便明白她那些话攒了多久。我想她早就哭够了。
她从歌乐山精神病院出了院,找到了转业回乡的刘峰。她给刘峰写了封简短的信,说她出院了,调到五十四陆军医院继续当宣传干事,谢谢他在她住院时来看望她。刘峰回信也简短,为她的痊愈高兴,更为她能继续留在军队高兴。然后他说到自己,回到了梆子剧团开始工作了,看大门兼职党支部书记,刚刚结婚,爱人在长途汽车上售票,业余唱民歌。通了几封信后,刘峰告诉她,部队要他回去一趟,给几个战友做善后证人。他也正好想去看看同连队阵亡战士的坟,听说陵园刚修起来。小曼给他的梆子剧团发了电报,说想跟他一起回云南,刘峰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