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小曼在精神科住院的几年,就一直带着这样的天使微笑,无忧无虑的,亲和善意的,似乎对自己被拘禁在极有限的活动空间,每天一把一把地吞食药片毫无意见。也似乎精神科就是她的天堂。
住进医院的第五天,医院那位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来了,对于他,何小曼神态中没有任何记忆的痕迹。就像对她的母亲,她既不表示亲熟,也不显得陌生。年轻的政治部主任是带着噩耗来的,但他见到何小曼之后,把裤带里的电报又摁了回去。电报告诉小曼,她新婚不久的丈夫阵亡了。
小曼知道丈夫牺牲是一年多之后。那时她的病情稍微好转。消息是由她的主治大夫转告的,因为烈士遗物、存款以及抚恤金之类,一堆表格,需要烈士遗孀签字。没有小曼的签字,烈士在老家的父母无法享受儿子以生命给他们换取的微薄好处。
主治大夫是小曼最信赖的人,当他把发生在一年多前的噩耗告诉小曼时,小曼接受得很平静。大夫怀疑她是否听懂了,但第二天他确信她懂了,因为在她的病床边,放着一张二寸照片,还在漱口缸子里插了一把草地上采来的金黄色野花:那种除草剂都除不净的蒲公英花。二寸的结婚照上,小曼和丈夫似乎还生疏,笑容都有些不好意思。那个曾经受过小曼护理的排长,黑瘦的脸,眼睛很亮,但眼神呆板。小曼曾经过失望的沧海,遇见第一个岛屿,就登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