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小曼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真正识得刘峰善良的人。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刘峰人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就是善良吗他如果能够以触摸女性来证明自己的人性,雄性,小曼当然会以身以心相许。
何小曼在刘峰房间里一直待到九点半,刘峰同屋的两个人看完电影回来,她才告别。
当她搬着刘峰给她的那个纸壳箱下楼时,对所有男兵都昂着头。她想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什么东西连刘峰的小脚趾都不如
她一直保存着刘峰的所有奖品,但始终不知道刘峰为什么抛弃了它们。我觉得我懂得刘峰对那些奖品的态度,以及他把它们当废品抛弃的理由。他或许是这么想的:你们把这些东西给我的时候多慷慨啊,好像这就是我需要的全部,可我想问你们要一点点人的感情,一点点真情,都是不行的;对我的真情呢,哪怕给予一点点承认,一点点尊重,都不行,你们就要叫“救命”就要口诛笔伐,置于死地而后快。做雷锋当然光荣神圣,但是份苦差,一种受戒,还是一种“阉割”,所有的奖品都是对“阉割”的慰问,对苦差的犒劳,都是一再的提醒和确认:你那么“雷锋”,不准和我们一样凡俗,和我们一样受七情六欲污染。每一件奖品和奖状都是在他光荣神圣上加上枷锁,为了他更加安全牢固地光荣神圣下去,别来参与我们的小无耻、小罪过,别来分享我们不无肮脏的快乐。刘峰扔掉那些奖品,等于扔掉了枷锁。
第二年秋天,何小曼也离开了我们。她也是被处理下基层的。一九七八年国庆,我们到阿坝为即将解散的骑兵团和军马场演出。战争不再需要骑兵和军马,骑兵和军马将永远退役,我们的芭蕾小舞剧军马和姑娘也就将永远谢幕。舞台坑洼不平,第一次走台a角小战士就崴了脚腕,脚肿得漫说穿足尖鞋,连四十号男鞋都穿不进去,把皮帽子当鞋穿。杨老师便把何小曼顶上去。何小曼那时已是标准龙套,只在两个大型集体舞里充数,因此所有人认为这段小战士独舞是对她的厚赏。女分队队长郝淑雯在服装组找到了小曼。何小曼因为担任的节目少,常在服装组帮忙,总有钉纽扣、补假发之类的琐事可做。她当兵四年,到此刻对于“进步”和“向组织靠拢”的真谛彻底摸透,那就是对该你做的事马虎,对不该你做的事操劳:假如服装员跟团支部提出“何小曼常常帮着服装组补连裤袜”,那可远比舞蹈分队表扬她“何小曼练功积极,演出认真”重要得多。听到后者,团支部会认为,舞蹈队的,练功积极是本职,演出认真理所当然,有什么可表扬的。忙活别人的工作,比如帮服装员补鞋补袜之类,就会捞到分外表扬。郝淑雯向何小曼传达完杨老师的指令,何小曼说不行,她顶不了a角小战士。郝淑雯以为自己听错了,平时在杨老师编导的舞蹈里,哪怕给她的角色是只狗,她都会乐颠颠地接过来演。何小曼说完,又把鼻尖凑到尼龙袜上,继续织补。我们还有待发现,小曼眼睛的精彩凝聚力得益于她的中度近视。有次在昏暗的后台,她用扫把来回扫一小块儿地方:原来她把屋顶漏进来的白色光斑当黏在地板上的化妆棉纸清扫了。
“你不想演小战士”女分队队长这是第二次问何小曼,给她反悔的机会。小郝跟我们都认为,何小曼的白日梦都充满着这个小战士。那么出风头的一个角色,既顽皮又憨拙,非常讨观众好,每次都是掌声连着笑声,我们都恨不得削掉几公分身高去出这份风头。
“我头晕。”这是何小曼给的理由。
谁不头晕海拔四千米,打个喷嚏都能耗尽氧气,一动不动所有人都会轻微哮喘。每天有人流鼻血,心慌,恶心,腹泻,层出不穷的高原反应中,头晕是最舒服的一种。健美健将朱克一夜就老了,血压蹿到一百八,心跳也快快慢慢的。
“谁不头晕”郝分队长说。
“你也头晕”何小曼问,似乎她刚知道高原反应对每个人发生。
“废话”郝淑雯说。
何小曼从凳子上站起来,真的晃悠一下。她的意思似乎是,既然大家都头晕,她就只好顶下小战士的光荣岗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