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策好拿,但执行难度太大,甚至连执行基础都不具备。
增加北疆镇戍兵力,兵力从何而来?是从其他地方调兵还是募民为兵?
如果从其他地方调兵,哪里有兵可调?目前也只有辽东战场上的远征军可以调动,其他地方或因为外虏侵扰或因为内乱不止而自顾不暇,兵力上捉襟见肘,无力支援北疆,但远征军可能要继续东征,只要圣主和中枢没有做出放弃东征的决策,远征军就不会撤回国内。
如此只剩下募民为兵了,只是这个麻烦更大,直接牵扯到了军事制度改革,触及到了国祚的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
本朝军事制度的基础是府兵制。府兵是职业军人,一朝从军,终身从军,代代从军,从生下来到死去的那一天都是军人,而责任和权利是对等的,责任越大,相对应的权利也就越大,世上没有“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好事,所以本朝府兵所享有的微簿的“超国民待遇”是用他们的生命换来的。
募民为兵是募兵制,战时征召,事毕解甲归田,死了算是为国家做奉献,伤残只能自认倒霉,而囫囵活着就继续耕地种田。
这两种制度在责权利的分配上是不一样的,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所造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中央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实施募兵制,府兵和募兵两种制度并存,其结果必然弊大于利。
骁果军的建立虽然是募民为兵,但它是对禁卫制度的补充,是为了解决禁卫力量不足的问题,是临时性的,规模小,范围小,影响小,实际执行过程中也以招募低等贵族为主,所以它在中枢得以通过,在军方得到执行。如今要继续扩大这个“口子”,首先中枢决策层就反对,制度改革关系国祚兴亡,要充分论证和权衡利弊,不能一冲动就“拍脑袋”;军方也会强烈反对,这直接危及到了卫府各大山头派系的既得利益;地方官府也会强烈反对,青壮劳力是最宝贵的“资源”,“资源”少了必然会影响到地方经济和地方势力的切身利益;平民百姓也怨声载道,保家卫国本是府兵的事,现在为何要普通平民承担?还有其他方方面面的阻力,总之不到迫不得已,不是走投无路了,中央不能行此下策,不能推行募兵制度。
不能募民为兵,府兵又严重短缺,兵源严重不足,而其他地方又抽调不出军队来支援北疆,那如何增加北疆的镇戍兵力?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剿贼中。剿贼需要军队,剿杀白发贼则需要更多军队。如果段达对白发贼实力的奏报是准确的,那么当白发贼在卫府军的四面围剿下,收缩到以飞狐陉为中心的崇山峻岭中负隅顽抗,剿杀难度必然大大增加,卫府方面必然要投入更多兵力,才有可能在今冬第一场大雪来临前全歼白发贼。
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北方冬天来得早,一旦大雪封山,围剿基本停止,一拖就是几个月,直到今年年底乃至明天初春,卫府军都只能“望山兴叹”,一筹莫展,这必然影响到北疆局势的发展和南北关系的走向,而东征就更不要提了,只要白发贼活着,数万叛军队伍没有剿灭,做为东征大后方的涿郡就始终处在叛贼的威胁之中,远征军的粮草随时有可能断绝,而北疆亦随时有可能陷入混乱,第三次东征必然难以成行。
这样一分析,最终就是一句话,卫府军必须在今年冬天下雪之前铲除白发贼,因此围剿时间非常紧张,最多不超过三个月,而就目前北疆形势来说,政治上内忧外困,军事上力量不足,若想在三个月内剿杀白发贼,基本上就是一厢情愿。
右候卫将军赵才于是再度拿出三个对策。其一,火速从代北、太原抽调兵力,会同涿郡镇戍军,中央骁果军,先把白发贼包围在大山中,先确保燕北乃至整个北疆局势的稳定,坚决不让白发贼祸乱燕北,动荡北疆,恶化南北关系;其二,命令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涿郡副留守武贲郎将陈棱立即撤离东都,火速北上剿贼,同时从辽西和北平抽调兵力加入剿贼战场,力争在大雪来临前剿平白发贼;其三,命令辽东大本营做好撤军准备,一旦燕北剿贼未能实现预期目标,燕北局势日益恶化,明年继续东征事实上已绝无可能,则迅速撤回远征军,在加强北疆镇戍力量的同时,于明年春天全力剿灭白发贼,彻底解决北疆镇戍危机。
军方拿出的对策合情合理,就目前北疆形势而言,南北关系日益恶化,北疆镇戍兵力又严重不足,现在又增加了白发贼这股反叛力量,变数太多了,解决起来实在棘手,唯一办法就是以雷霆手段快刀斩乱麻地剿灭白发贼,或许还能有限缓和当前危机,但前提是必须放弃东征。
然而,东征一旦宣布结束,圣主和中枢就必须承认自己在决策上的失败,接受自己在政治上惨遭重创的现实,而卫府则要承担军事失败的责任,总而言之一句话,圣主和中枢威权沦丧,改革派的执政地位严重动摇,一大批中央官员和卫府统帅的政治生命就此终结,而中央集权改革必将倒退甚至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