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二人商议妥当,并不代表裴世矩马上就能成行。
p>如此大事,关系国运,不但需要中枢最高决策层的一致同意,还需拟制详细方案,把各种各样纷繁复杂的问题都要考虑周全,中央、卫府、地方官府、西北军、西域校尉府等相关府署也要通力配合,是一项浩大“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能说走就走。
裴世矩是此“工程”的发起者和执行者,此趟西行,主要是起统筹、协调、指挥和决策作用,具体事情还需要中央和地方上的军政官员具体去做,这就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其执行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裴世矩信誓旦旦,但也没有拍着胸脯做出承诺,实际上就算他做出承诺,圣主和中枢重臣们也不会相信,也就姑且听之,做好两手准备,备好预案,一旦裴世矩此行未能达成预期目标,则马上改弦易辙,另行他策。
圣主的目标已经很明确,尽快发动第三次东征,所以他给裴世矩的时间非常有限,最多到今年年底,满打满算五个月,扣除掉赶路的时间,裴世矩实际上可以用来完成谈判的时间,理论上不足三个月,时间太少。
目前国内外局势都不好,国内有顽固的保守派,国外有凶狠的北虏,危机四伏,圣主和中枢焦虑不安,急于逆转,于是发动第三次东征就成了最“便捷”的“救命稻草”。此举虽有急功近利之嫌,但若一切顺利,实现了全部预期目标,对内可重建威权,对外可武力威慑,则国内外局势都能迅速逆转,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但第三次东征不能拖,明年春天必须开始,如果拖到后年乃至更久,“黄花菜都凉了”,它就不是“救命稻草”,而是自杀的“绞索”了。
这就是圣主限制裴世矩完成任务时间的原因所在,其用意并不是增加任务的难度,而是警告裴世矩,必须分清这个任务的主次。
裴世矩西行的主要任务是“摧毁”西京拿来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迫使西京必须向东都妥协,最起码不要公开反对第三次东征。
楸圣主也会妥协,他的“底线”是,你可以不支持第三次东征,但你不要和我唱反调,你可以保持沉默。你有西北危机要解决,你忙你的,我甚至可以给你“资源”支持,条件只有一个,闭上你的嘴巴。
裴世矩西行的次要任务才是遏制和打击大漠北虏,因为这并不是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也就是说,圣主实际上没有限制“次要任务”的时间,他限制的是“主要任务”的时间,他要求裴世矩必须在年底之前,以明确的不可置疑的事实告诉西京,你们要挟东都的政治“筹码”完蛋了。而这一点,裴世矩肯定能做到,就是他主观上是否愿意做,如果他不愿意,蓄意阻碍第三次东征,那问题就复杂了。
裴世矩如果西行成功,对外可遏制大漠北虏,对内可压制西京保守势力,这与第三次东征的最终目的基本一致,可以以最小代价赢得最大利益,但唯独不能让圣主和中枢洗刷掉东征失利的耻辱,重建威权,而威权太重要了,关系到执政者的存亡,改革的成败,不可坍塌。
当然,西京在政治上的妥协只是圣主发动第三次东征的必备条件之一,其他条件如果不具备,第三次东征还是圣主的一厢情愿,所以对圣主来说,为确保稳妥,裴世矩此趟西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即便没有第三次东征,中土也能依靠与西突厥人的合作赢得逆转当前危局的机会。
目前第三次东征还处在“设想”阶段,中枢大臣们对这一“设想”十分悲观,核心决策层也有较大争议,但圣主对此乐观、积极且态度坚决,卫府持主战立场的统帅们也是“摩拳擦掌”。这导致裴世矩在拟制此次西行策略的时候,很难兼顾到各方立场,无法做到两全其美,其直接后果就是让军政两界对此策略做出“误读”,继而蓄意设置障碍,那就麻烦了。
正当裴世矩为西行策略耗费心神,殚精竭虑之刻,内史舍人封德彝的书信送到了裴世矩的案头。
裴世矩很吃惊,他万没想到齐王及其支持力量竟然在如此危急时刻“杀进”北疆,导致本来就不好的南北局面“横生枝节”,稍有处理不慎,南北关系必然会迅速恶化。
裴世矩对齐王的评价大为改观。齐王这步棋走得好,走得妙,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恰好击中了圣主和中枢的要害,攻圣主和中枢之所必救,可谓一击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