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文升是圣主所信任的股肱大臣,对圣主的激进改革非常支持,对此周法尚还是知道的,所以他马上想到了一种可能,卫文升为保住自己,为划清自己与杨素、杨玄感父子之间的界限,为证明自己对圣主的忠诚,于是行此暴行。
当然了,此事或许不是卫文升做的,或者不是出自卫文升的本意,他是被人陷害的,那么谁会陷害卫文升?关陇本土贵族?不可能,不论关陇本土贵族要利用这场兵变达到什么目的,他们都不会逾越自己的底线,不会行此暴行与杨玄感结下生死大仇,以致于保守势力自相残杀,由此不但白白便宜了别人,还损害了自身利益;他们也不会蓄意陷害圣主和中央,这会激化双方之间的矛盾,会让保守势力在失去杨玄感实力大损之后,遭到圣主和改革派的疯狂报复,得不偿失。
如此推算,在西京方面,能做出此事的也只有卫文升,但卫文升不会失去理智,否则现在西京大军就不会行进在驰援东都的路上,所以只剩下一种可能,卫文升在驰援东都一事上遭遇到了巨大阻力,面对东都可能失陷,风暴可能失控,国祚可能倒塌,统一大业可能崩溃的不利局面,他迫不得已,只有行此绝户计,把关陇本土贵族集团于净彻底的“拉下水”,把他们推到杨玄感的对立面,把他们推到圣主和中央的对立面,要么针锋相对玉石俱焚,要么互相妥协携手合作,舍此以外再无他途。
很显然,行省在得知这一惊人“暴行”后,知道杨玄感要发疯了,发疯之后的杨玄感什么事都于得出来,他可能会摧毁东都,也有可能会不顾一切杀进关中,总而言之,东都局势有失控之危,此刻即便大运河打通了,二次东征也不可继续了。既然二次东征必然中止,那么大运河再中断一些时日也能接受,相信齐王在断了进京夺取皇统的心思后,也就是以诈取更多政治利益为目的,不论圣主是否满足他,他都不敢把事情做绝,不敢与圣主反目成仇,最先妥协的肯定是齐王,所以大运河很快就会畅通,远征军也能安全返回,只不过归期有所延迟而已。
周法尚思前想后,毅然把对未来的担心放下了。未来很不确定,圣主和中枢那些大佬们个个都是权谋高手,未来无论局面如何棘手,只要叛乱平定了,政局稳定了,他们就会找到办法逆转乾坤,所以对他这个卫府统帅来说,当务之急是平叛,是把东都局势稳下来,这才是他的份内事,是他的职责所在。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周法尚神情冷肃地摇摇手,语调低沉地说道,“既然没有确切证据,那就不可信,不过东都岌岌可危应该是肯定的,否则行省不会在两天内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决策,但是,某认为,大运河的畅通同样重要,如果远征军因为粮草不继而再遭败绩,我们万死莫赎其罪。所以,某的建议是,兵分两路,一路在大河以北,大王率军继续攻打黎阳,黄台公(崔弘升)与陈留守佐之;一路在大河以南,由某率水师驰援东都,而顺政公(董纯)则率军驰援荥阳,负责打通通济渠。如此既可支援东都,又能兼顾大运河,可保万无一失。”
齐王脸上的笑容霎时消失,目露愤怒之色。
周法尚直接否定了齐王的平叛计策,这等于是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打脸,从齐王的角度来说这就是耻辱,岂能忍受
“樵公,东都有难,孤为何不能去救?”齐王厉声质问,“孤好不容易抓住一次平叛建功的机会,你为何蓄意阻止?
周法尚夷然不惧,冷冰冰地看着他,“大王若不想重蹈覆辙,就应该知道何时该进,何时该退,而一意孤行的后果非常严重,大王是否承担得起?”
齐王被周法尚当面“打脸”,气得面红耳赤,但就是说不出反驳之辞,异常难堪,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齐王愤怒而走,大帐内的气氛反而轻松下来。
周法尚看看众人,然后目光停在了董纯和李善衡脸上,“诸公对某的建议有何看法?局势危急,不能耽搁,畅所欲言吧。”
齐王走了,代表齐王立场的就是董纯和李善衡,而之前周法尚在崔弘升的书信中已经知道董纯和李善衡强行把齐王“绑架”到黎阳的隐秘,所以周法尚根本不在乎齐王的决策,他只在乎董纯和李善衡的看法,尤其董纯,他需要董纯在大河南岸的有力策应,否则他封锁大河之后,极有可能陷入三线作战的窘境。
董纯手抚长须,稍稍思量了片刻,问道,“请教樵公,水师如何救援东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