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谈之后,八府像一锅慢慢烧热的水。杭州的丝绸店开了门,寧波的码头卸了货,温州的渔船出了港,台州的农田冒了青苗。
旗换了,交粮纳税的对象从清廷变成了朱焕之。没人在乎。谁收粮不是收?粮交了,地能种,海能打鱼,日子能过,就行。
朱焕之把八府分了三个大区。北区:杭州、寧波、温州、台州,由林义管,管兵、管粮、管海防。南区:泉州、漳州、潮州、惠州,由郑经管,管船、管港、管南洋商路。中枢:他自己坐镇杭州,管钱、管人、管八府的通盘。
林义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寧波查粮仓。他腰上的伤没好利索,走路一瘸一拐的,但精神好得很。
打仗的时候他愁眉苦脸,不打仗了他反而笑了。他把命令看了一遍,揣进怀里,对他的副將说:“北区四个府,海岸线六百里,兵两万,船二十条。够了。”
郑经在南边,接到命令的时候正在泉州造船厂。他瘦了很多,颧骨凸出来,眼眶凹进去,但眼睛很亮。
他看完命令,没说话,把纸折起来放在桌上,继续看工匠钉船板。他的副將刘国轩站在旁边,问:“王爷,监国让您管南区,您去不去?”郑经没抬头:“去。他让我管,我就管。”
杭州的府衙成了八府的中枢。朱焕之每天早上卯时起床,先看各地送来的军报、粮报、船报,看完批,批完发,发完见人。
见的人越来越多,杭州的商人来谈通商,寧波的船主来谈造船,温州的渔民来谈海禁,台州的农民来谈减税。他在府衙里从早坐到晚,屁股都没挪过窝。
阿朗说:“监国,您该出去走走。”朱焕之没抬头:“走哪儿?”阿朗说:“八府,看看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朱焕之想了想,放下笔。
第二天一早,朱焕之换了便服,带著阿朗和林土,出了杭州城。没骑马,没坐轿,走著去。杭州城外的官道两旁全是稻田,稻子刚插了秧,绿油油的一片,风一吹像波浪。
农民在田里弯腰干活,听见脚步声抬起头,看见三个陌生人,愣了一下,又低下头继续干活。朱焕之站在田埂上看了很久,问阿朗:“你知道一亩稻田能打多少粮?”阿朗摇头。朱焕之说:“三百斤。
四府的水田,一百万亩,一年能打三亿斤粮。够二十万人吃十年。”阿朗站在那儿,没听懂三亿斤是多少,但觉得很多。
走了一上午,到了钱塘江边的一个小渔村。村子不大,几十户人家,房子是石头垒的,屋顶铺著茅草。渔民在岸边补网,女人在晒鱼乾,孩子在沙滩上跑。朱焕之走过去,蹲下来看一个老渔民补网。老渔民抬起头,看见他,愣一下,低下头继续补。
“大叔,这网补了多久了?”朱焕之问。
老渔民没抬头:“三天。”
“能打多少鱼?”
“一网百来斤。”
“够吃吗?”
老渔民停下手,抬起头看著朱焕之。他六十来岁,脸晒得漆黑,手上有常年撒网磨出来的口子。“够吃。以前不够,清军封海,不让出去。现在让出去了,能多打点。”他低下头,继续补网,“听说换了个当家的,不让清军管了。换得好。谁让打鱼,谁就是好当家的。”
朱焕之站起来,没说话。他转身往回走,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渔村。渔村的屋顶上升起炊烟,孩子在沙滩上跑,女人在晒鱼乾。海浪声一下一下的,跟南安一模一样。
阿朗跟在后面,问:“监国,您想什么呢?”
朱焕之没回头。“想南安。南安也是这样,海边,小村子,打鱼种地。十年,长成现在这样。八府比南安大一百倍。一百倍的南安,一百年能长成什么样?”
阿朗想了想,没想出来。
回到杭州已经是傍晚了。朱焕之走进府衙,坐到桌前,摊开海图。海图上八府的位置用红笔圈著,再往南,是南洋,是那片空白的、没人去过的大陆。他盯著那片空白,盯了很久。
林义推门进来,手里拿著一封信。“监国,广东来的。尚之信问,八府定了,南洋怎么办?荷兰人还在那儿,西班牙人还在那儿。南洋的商路,咱们要不要?”
朱焕之接过信,看了一遍,放在桌上。“要。南洋的商路,不能丟。但南洋不是咱们的地盘,是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跟他们爭,打不完的仗。”
林义愣了一下。“那怎么办?”
朱焕之站起来,走到海图前面,指著南洋以南那片空白。“找新的地方。没人占的地方。找到了,就是咱们的。比南洋大,比南洋富,比南洋好。地是空的,矿是满的,海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