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门的时候,阿朗已经站在门口了。他换了一身乾净衣服,腰里別著刀,手里攥著那枚铜幣,看见朱焕之出来,把铜幣揣进怀里。
“走吧。”朱焕之说。
两个人往码头走。天边刚露了一点白,海面上灰濛濛的,船队的桅杆像一片禿了的树林子。林义站在码头边上,腰上缠著布条,花白的头髮被海风吹得乱糟糟的。他看见朱焕之来了,迎上去。
“监国,船备好了。就一条,小的,不显眼。”
朱焕之点点头,上了船。阿朗跟上去,林义也要上,朱焕之拦住了他。
“你別去。”
林义愣住了:“监国,就你们俩?”
“就我们俩。”
林义站在那儿,嘴张了张,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知道监国的脾气,说了不去就不去,说再多也没用。他退后一步,站在码头上,看著那条小船慢慢离开岸边,往北边开去。
船小,走得快。风从南边吹过来,帆吃得满满的,船头像劈豆腐一样切开海浪。阿朗坐在船尾,手里攥著那枚铜幣,看著岸上的房子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朱焕之站在船头,看著北边。
“监国。”阿朗忽然开口。
朱焕之没回头。
“您不怕吗?”
“怕什么?”
“耿精忠。他万一翻脸……”
“他不会。”朱焕之说,“他不敢。”
阿朗没再问。他低下头,看著手里的铜幣。铜幣在晨光里发亮,人头像的鬍子已经快磨平了,但他还记得汉斯的脸。他想起八年前那个晚上,汉斯站在沙滩上,把铜幣递给他,说“等我回来,还我”。八年了。他还活著。他在巴达维亚,被荷兰人看著,出不来,但他还是想办法送了那张纸条。他欠南安的,他一直记著。
阿朗把铜幣贴在胸口。
“打完这仗,我去找你。”他说,声音很轻,像说给自己听。
福州在厦门北边,走海路,大半天的工夫。太阳升到头顶的时候,已经能看见福州的码头了。码头上停著几条船,不大,掛著“靖南王”的旗。岸边站著几个人,穿官服,戴官帽,远远看见他们的船,开始交头接耳。
船靠岸的时候,一个人迎上来。朱焕之认得他,陈斌,来过厦门两次了。陈斌也认出了他,脸上挤出一个笑,拱了拱手。
“监国远来,靖南王已在府中恭候。”
朱焕之没说话,上了岸。陈斌在前面带路,走得很快,时不时回头看一眼。阿朗跟在后面,手按著刀柄,眼睛盯著四周。街上的人不多,店铺开著门,但没什么客人。有人在路边站著,看见他们,缩回去了。有人在窗口探出头,看一眼又缩回去。福州的城楼上掛著“靖南王”的旗,旗在风里飘,但顏色发旧,边角都磨毛了。
走了两刻钟,到了靖南王府。府门很大,两扇朱漆大门,铜钉一颗一颗的,擦得鋥亮。门口站著两排兵,穿鎧甲,拿著刀,站得笔直。陈斌先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出来,做了个请的手势。
朱焕之走进去。院子里铺著青石板,打扫得很乾净,连一片落叶都没有。两边种著几棵桂花树,还没开花,叶子绿得发暗。正厅的门开著,里面坐著一个人,四十多岁,满脸鬍子,穿一件蟒袍,戴著王冠。
耿精忠。
朱焕之走进正厅,站住了。耿精忠坐在上首,看著他,他也看著耿精忠。两个人谁也没说话。陈斌站在旁边,大气不敢出。阿朗站在门口,手按著刀柄。
耿精忠先开口了:“你就是朱焕之?”
朱焕之说:“你就是耿精忠?”
耿精忠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很短,像扯了一下嘴角就收回去了。
“坐。”
朱焕之坐下来。耿精忠盯著他看了很久,上上下下看了一遍。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瘦,高,穿著件洗得发白的长衫,坐在椅子上,背挺得很直。
“你比我想的年轻。”耿精忠说。
“你的信,我收到了。”
“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