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军报来了。
送信的是个渔民,四十来岁,脸晒得漆黑,手上有常年撒网磨出来的口子。他被带到议事厅的时候,腿都在抖,跪在地上说不出话。
林义给他倒了碗水,他接过去一口灌完,抹了把嘴,才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一层一层打开,里面是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清军水师,二十条船,从浙江来。
朱焕之看完纸条,没说话。他把纸条放在桌上,看著那个渔民。
“谁让你送的?”
“一个客人。”渔民的声音还在抖,“他给了我一两银子,让我把这张纸送到厦门,交给『南安来的人』。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只说了一句——『欠南安的』。”
朱焕之的手顿了一下。他看了一眼阿朗,阿朗站在门口,手里攥著那枚铜幣,攥得指节发白。
“送信的人长什么样?”朱焕之问。
渔民想了想:“高个子,瘦,脸上有疤,说话带南洋口音。”
阿朗往前迈了一步,嘴唇在抖,但他没开口。
朱焕之点了点头,让林义带渔民下去领赏。渔民千恩万谢地走了,议事厅里只剩下朱焕之和阿朗。
阿朗站在那儿,攥著那枚铜幣,手在抖。
“监国,是他……”
朱焕之没回答。他拿起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清军水师,二十条船,从浙江来。
“他活著。”朱焕之说。
阿朗的眼泪掉下来了。他没哭出声,只是站在那儿,眼泪顺著脸往下淌,滴在手里的铜幣上。他低下头,看著那枚铜幣,看著上面快磨平的人头像,看著那些弯弯曲曲的字母。
“八年了。”他说。
朱焕之站起来,走到他面前,把手按在他肩上。
“他活著。等打完仗,我陪你去接他。”
阿朗使劲点头,把眼泪擦掉,把铜幣揣回怀里。
“监国,二十条船,怎么打?”
朱焕之走回桌边,摊开海图。福建沿海那一条线弯弯曲曲的,厦门在中间,北边是福州,南边是广东。清军水师从浙江来,走海路,必经厦门外海。
“二十条船,”他说,“不是什么大战船,是运粮船改的,炮不多,人也不多。清军的水师,打不了硬仗。”
林义从外面进来,脸上还带著刚才送走渔民的余温,听见这话,凑过来看海图。
“监国,您的意思是?”
朱焕之指著海图上厦门外海的一片海域:“这儿,金门水道。窄,深,船进去转不开身。把船队埋伏在这儿,等清军的船进来,前后一堵,关门打狗。”
林义盯著海图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监国,这招狠。”
朱焕之没笑。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著外头的海。
“耿精忠那边有消息吗?”
林义摇头:“没有。那姓孙的回去之后,一点动静都没有。”
朱焕之沉默了一会儿。
“不等了。”他说,“把咱们的船调到金门水道去,今晚就动。”
林义愣了一下:“不等耿精忠回话?”
“他回不回话,清军都要来。”朱焕之转过身,“他来之前,咱们先把清军的水师打掉。打完了,耿精忠就知道该跟谁站一边了。”
林义想了想,转身就走。
当天夜里,南安的船队悄悄从厦门外海出发,往金门水道方向去了。十五条战船,趁著夜色,帆都不敢满张,怕月光照著帆影被岸上的人看见。林土站在最前面那条船的船头,手里攥著刀,眼睛盯著前方的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