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林娜竟然激动了,抹起了眼泪。其其格转过身去,悄悄擦着眼睛。
“妈,我没有觉得苦,咱们的生活挺好的。”袁振富小脸红红的,微笑着说。
安辛氏跟着笑了,说日子苦不苦,不全在吃啥喝啥穿啥。是啊,我们平时省吃俭用、口挪肚攒,像小燕儿垒窝一样过着日子、积着家底儿,挺不容易的。要我说啊,全家人能合心合意,比啥都强啊。就算天天吃饺子,你瞅我瞪眼、我看着你运气的,日子指定好不到哪儿去……
…………
炎热的夏季转瞬即到。
田地里的玉米已经齐腰高了,与往年这个季节相比,长势普遍要好得多。成果得归功于“增产奖励”措施的实行,人们干活儿主动、效率提高,总体看效果较上一年更加明显。
白哈达带领各位村干部和各社的社长,以现场观摩会的形式对各地块儿查看查看,并进行预评估。他高兴地走进一片玉米地,比划着苗儿的高度,说看看今年庄稼长的,多壮实,快比往年这时候高出将近一头了。
特木尔紧跟在白哈达的身边,他是村治保主任兼一社的社长,说瞅着颜色,墨绿墨绿的,一看就知道是肥上得足啊。
小伙子朴建东因为有些文化,而且本分、上进,很受白哈达喜爱,被他特意点将过来帮着记录。朴建东便附和着说我也感觉到了,大家干活儿可不糊弄了,真是铆足了劲儿啊。虽然是自己家的地,过去还真就有偷懒儿、泄劲儿的时候。现在可不同了,不但和别人家比,还和自己家过去相比呢!
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地谈论着。总之,都是在讲述“月牙河村土地增产奖励办法”的好处。
白哈达看到庄稼长得好,心里就高兴啊,说土地是最公平最公正的,是最讲良心的。老话儿讲“人糊弄地一时,地糊弄人一年”啊,功夫下不到,庄稼怎么能长得好呢?长势不好,产量就不能高,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嘛!
众人不住点头。
白哈达又说我今天带大家共同走一走、看一看,每个地块儿都走到了,是想让各社相互比一比。对个别伺候不下力的人家,回去后还要做做他们的工作,稀里糊涂可不行啊。国家把土地分到个人手里,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就是为了多打粮食,糊弄是绝对不行的!
“放心吧。这都是为了大家好的事儿,不管多打多少粮,不都是自己家的吗?话又说回来,我就纳闷了,咋就还有个别人想不明白呢?还以为是给别人干呢吧?”有人感慨道。
“到啥时候,五个手指头伸出来都不会一边儿齐,总会有先进和落后。”白哈达往四下张望着,又说,“大家是不是都有这样一个感觉,那就是今年的庄稼普遍好与往年啊?”
众人连连说“是”,有的还说“这些年就没见过长得这么好的庄稼”。
走在田间路上,望着绿油油的庄稼,人们心潮起伏。白哈达感慨道“我的”和“我们的”就是不一样啊。土地,不但得需要革命啊,还得调动生产积极性啊,这就是人心的革命,往上进里“革”!人要不上进、不要强,那就没长心啊。
身为月牙河村的年轻的“老书记”,月牙河土地的每一次“改革”,白哈达都了然于心、记忆深刻。他是真心关注着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变革,虽然大以前的事情他只是听说而非亲身经历,但要让他讲一讲,也能够如数家珍、耳熟能详。因为,红楼市志上都有记载,白哈达都看过、研究过、思考过。
是啊,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土地改革都是重中之重。广大贫苦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生产积极性就像走台阶一样步步高涨。因为生产资料短缺、劳动力不足,还有生产方式落后、生产条件差等因素,大部分农户在生产中存在很多困难,后来,少数地方出现了出租土地和雇工现象。这是要开倒车吗?不行!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最最重要的是防止出现新贫富分化,国家便出台了“农业互助”的决议。
1951年,由互助合作组织发展为“互助组”。第二年,在此基础上创办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自愿为原则,采取土地入股、比例分红的办法,收入实行评工计分、按劳取酬,初级合作社在生产上实行统一安排、统一劳动、统一管理。再往后,以比较好的“初级社”为基础,逐步组建“高级社”;再再往后,农村开始实行新的领导体制和经营管理体制,即“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既是生产指挥机构,又是行政管理机构,这一时期,农业生产由生产大队统一组织,主要生产资料实行统一经营管理。一九六几年的时候,根据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关于改变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农村正式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三级”指的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队为基础”就是说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此后,生产和分配得到统一,劳动管理得到加强,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红楼市贯彻国家《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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