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嵐翔太第一次和鼓打上照面,是五岁那年的夏天。
那会儿他攥著母亲的衣角,跟著去凑社区夏日祭的热闹。神社前的广场支起了临时舞台,几个染著各色头髮、穿著花里胡哨衬衫的年轻人,正抱著乐器闹腾。音响开得震天响,贝斯的低频闷沉沉的,震得脚底下的地面都跟著发颤。母亲皱著眉,下意识拉著他想往人少的地方绕,可翔太却像钉在了原地,半步都挪不动。
他就站在人群外圈,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舞台上打鼓的男人。那人光著上身,额头上的汗顺著脸颊往下淌,鼓棒在他手里转得飞快,像转著个小风扇。每一次重重落下,鼓皮上都能泛起一层肉眼能看见的震纹,那鼓声穿过嘈杂的人声,穿过夏夜没完没了的蝉鸣,直直钻进他五岁还没长开的耳膜里,像一记沉甸甸的重拳,狠狠砸在了心口。
“妈。”翔太轻轻拽了拽母亲的衣摆,声音小小的,却带著股执拗。
“怎么了?”母亲低头应他,脚步还想往前走。
“那个……是什么东西?”他抬手指著舞台上的架子鼓,眼睛都没挪开。
母亲顺著他的手望过去,眉头皱得更紧了,语气里带著几分不耐:“是鼓,没什么好看的,咱们走。”
可翔太偏偏不走。他就安安静静站在那儿,一直等到那首歌唱完,看著鼓手把鼓棒往空中一拋,又稳稳接住,直到母亲实在没了耐心,弯腰把他抱起来,扛在肩上往家走,他才恋恋不捨地收回目光。
回家的路上,翔太一路都没吭声,小脑袋里反反覆覆全是那个声音——咚、咚咚、咚,沉稳又有力,像心跳,却比心跳更快更烈。他隱隱觉得,身体里有什么沉睡的东西,被这鼓声唤醒了,在胸腔里拼命衝撞,想要挣脱出来。
那年秋天一到,翔太就成了家里的“噪音製造机”。拿筷子敲饭桌,敲瓷碗,敲玻璃杯,敲家里一切能敲出声响的物件。母亲被他闹得头疼,只当他是得了多动症,特意带他去医院看医生。医生检查完说没什么大碍,就是孩子精力太旺盛,建议报个兴趣班,找点事做消耗精力。
“学什么好呢?”母亲坐在诊室里,一脸发愁地问医生。
“足球、篮球、羽毛球这些运动都挺合適的,能让他好好活动活动。”医生笑著建议。
翔太站在诊室门口,小小的身子仰著,用一种五岁孩子少有的认真劲儿,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打鼓。”
母亲低头看著他,眼神里满是诧异。
“我就要打鼓。”他又重复了一遍,语气坚定得不像个小孩子。
那天外面下著小雨,诊室门口有人不停收伞,水珠顺著伞沿滴答滴答落在地上,声响格外清晰。这件事翔太记了很多年,因为那是他人生里,第一次如此明確地想要一件东西,没有丝毫犹豫。
后来翔太才知道,鼓是很贵的东西。
一架最基础的入门架子鼓,就要十几万日元,再算上隔音设备、练习场地、鼓棒和教材,对他这样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父亲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坐在客厅里,看著摊在桌上的家庭帐单,语气严肃地劝他:“打鼓能当饭吃吗?学点有用的,书法、英语,哪一样不比这个强?”
翔太没顶嘴,只是默默站在走廊里,小手紧紧攥成拳头,指甲都掐进了掌心,留下深深的印子。
最后还是母亲鬆了口。她託了好几个熟人,才淘来一台二手电子鼓,小心翼翼摆在阳台上,又用纸箱和旧棉被围了个简易的隔音棚,怕吵到邻居。从那以后,翔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钻进那个又闷又小的空间,戴上耳机,一练就是好几个小时,雷打不动。
夏天的时候,阳台温度能飆到四十度,闷热得像个蒸笼。汗顺著他的脸颊往下流,一滴滴砸在鼓皮上,被落下的鼓棒击成细小的水雾。耳机里的节拍器噠噠作响,和自己的心跳缠在一起,快得分不清彼此。
他就这么日復一日地打鼓,从不停歇。手指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就结成厚厚的茧,茧磨破了又会长出新的水泡,反反覆覆,手上的茧一层叠一层。噪音难免扰到邻居,时不时有人上门投诉,父亲从一开始的坚决反对,到后来再也不说“打鼓不能当饭吃”,只是沉默地看著他在阳台忙碌的身影,眼神里说不清是无奈还是別的情绪。
十二岁那年,翔太拉著几个初中同学,组了人生里第一支乐队。吉他手是小林,贝斯手叫山田,主唱是胖胖的佐藤。他们把排练地点选在学校体育馆后面的器材室,用攒了整整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一台二手音箱,音质差得要命,声音发劈,低音糊成一团,可在他们心里,那就是全世界最好听的声音。
乐队名字是翔太取的,叫“雷鸣”。他觉得这个名字够响亮,够有爆发力,就像他打鼓的风格,快、重,带著一股不管不顾的衝劲。
乐队第一次登台,是在学校的文化祭上,他们翻唱了一首bz的歌。上台前翔太紧张得手心冒汗,差点把鼓棒甩出去。台下观眾寥寥,几个女生凑在一起小声说话,前排还有个男生打著哈欠,看得出来没什么兴趣。
可他们还是完整地演完了整首歌。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的瞬间,翔太听见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不算响亮,却格外清晰。那一刻,他觉得自己整个人都在发光,就像夏日花火大会里最后绽放的那一束,在漆黑的夜空里炸开,亮得晃眼。那是他这辈子,最快乐的一个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