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暂行的法典,每一个同秀才、或是如同秀才,他们的子女一出生就可以开始拿津贴。直到现在为止,在四川和浙东推行的宪法和法律仍和最初时一样,声明这是在皇上南狩时的暂行办法。不过院会议论起这件事的时候,一个个看上去都好像完全没有想过皇上回来后又该怎么办,而对四川的同秀才来说,大明律似乎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浙东很多年以来都不是根据大明律,而是根据浙东军的军法来断案。前年宣布要推广帝国的法律后,浙东军和浙江禁海区都是一片欢腾,因为他们把这部法典视为民法,而用民法取代军法,无疑意味着明军高层对保证统治区的安全更有信心了。
各府发给百姓的津贴不一样多,因为这是各府的议院自行决定的。暂行法典只是定一个大框子出来,具体给多少,怎么给,都要由各府酌情处理。有的府给的比较多,比如叙州为了鼓励移民和生育,每月都给;而成都是在出生时给一笔就完;夔州因为比较穷,负担不起,所以只是象征性地给产妇一个红包,计划等到以后经济条件改善了,再提高津贴的数额;建昌的规定最有意思,因为法学大师贺道宁有大笔的家产在建昌,所以他现在已经把自己视为建昌人,好像做实验一样,给建昌制定了非常详尽的津贴规则。不同收入的人拿到的津贴大不相同,失业的人的津贴是富豪的好几倍,而且当他有了稳定收入后,津贴也就会下降——建昌的很多有钱人是退休的军阀,不在乎这几个钱,所以大家都给贺道宁面子,让他的司法实验计划轻松通过。
而这些津贴在理论上相当于入股,从父母手中赎买了对孩子完全的所有权——国家帮助养孩子,所以父母不能想杀就杀、想卖就卖。如果父母想出售女儿,无论是当童养媳,还是换亲或是其他什么的,理论上都需要官府这个“股东”同意,而官府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
“如果想娶四川的姑娘,就需要她父亲和官府的同意,官府会无条件支持姑娘自己的愿望。只要姑娘本人在官员面前亲口承认这是她的愿望,官府就会同意婚事。我的女儿也是帝国的国民,十八岁以后也会获得女同秀才的功名。到时候我和官府的意见是一样的,只要她自己喜欢,我再看看还行,大概就不会反对了。”邓名不慌不忙地冯锡范解释道。以前他也是用同样的道理打发了其他的提亲人。
“丞相也拿津贴?”冯锡范闻言大吃一惊。他到是听说过四川发给孩子津贴一事,不过他从来没有想过邓名也会在乎这点小钱。
“只有皇帝出口成宪,是法律管不到的;可是我只是皇明的丞相,不是皇帝本人,法律在我之上;作为一个军人,我也是四川成都府的如同秀才,现在居住地在成都的十七亭。每次选举亭长的时候,我如果在成都就会去投票,给我的津贴我当然也会拿。”邓名笑道。
前年,为了不违反官员不许经商的规定,邓名把他的象牙进口公司的股份卖掉了一大半,至此邓名已经完全处于法律之下,作为交换,就有了完整的的公民权:“既然我拿了津贴,我就得放弃对儿女婚事的独断专行,否则就是违法,就要被告罚款,甚至坐牢呐。”
在女儿出生之前,邓名也想过若是将来有了女儿该怎么办?是不是应该遵照这个时代的规矩,为她认真地挑选一个看得过去的婆家,为她找一个可能会畏惧或是有求于邓家权势的夫婿。虽然四川底层百姓的婚姻已经相当自由了,不过上流社会依旧认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正路。在他们看来,婚姻自由只是因为大移民的特殊背景,是为了克服四川早期困难的权宜之计,社会的风气迟早还会变回原样。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普遍现象,所以邓名也曾犹豫过。不过等女儿出生后,邓名每天在她吃奶后抱着她轻轻拍打,耐心地等待她打嗝的时候,最终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都不妥协,如果这个社会还不赞成自由恋爱,那就去改变它;如果上流社会还不懂得为婚姻自主高声叫好,那邓名就手把手地教他们好了。
冯锡范听到这里若有所思。
邓名又补充了一句:“虽然帝国宪法还没有明确规定不许纳妾,不过我已经公开声明,我的儿子不许纳妾,我的女婿也一样——我的遗嘱也都写好了,并且公证过了,如果我的儿子敢纳妾,那就会失去我的遗产继承权;我的女婿在婚前必须签协议,如果敢纳妾,就要和我女儿离婚并且赔偿损失,而且放弃子女,他们的子女全给我的女儿——还有,我规定,我的儿子要想继承我的遗产,就必须立下和我一样的遗嘱,而我的女婿也一样。”
看着错愕不已的冯锡范,邓名哈哈笑起来:“刚才我说过了,法律在我之上,所以无论是我的儿子还是女婿,我都无法用法律去管束他们,只能靠这种协议了——话说回来,既然我的规矩是这样,冯卫士觉得,我的女儿还是延平嫡子的良配吗?”
冯锡范没有立刻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思考了片刻才问道:“既然丞相不管令嫒的婚事,那别家的儿郎若是想成为丞相的东床,该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