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新皇帝还没有正式登基,但从来都是高效运转的晋国内政体系早已经接管了大汉的中央朝廷,许多在晋国内部早已深入人心的政策和制度,顺理成章地开始在大汉全境进行推广和落实。
各地残留的世家大族,如今都老实的如同秋后的蚂蚱,谁也不敢跳出来阻扰新政的颁布和实施。其实他们并非仅仅只是新政的受害者,有许多时候他们也是新政的受益者。
虽然一切土地收归国有,经过重新丈量之后再分配到全体汉民的手中,极大地损害了一些大地主世家的利益,但按照帝国的新政,这些世家大族因为人口众多,就算是在平均分配的基础上,他们依然得到了比小门小户更多的土地,而这些土地足够他们养活自己。
唯一不足的可能便是大汉境内没有了农奴和丧失土地的平民,今后这些世家大族们想要收获庄稼的话,要么自己种自己收,要么钱雇人帮忙种、帮忙收。这个过程已经不存在太多的剥削成分,只是一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有偿互助行为,是得到帝国的保护和鼓励的。
今后那些做了生意发家致富的小户人家,也没有机会成为新兴的地主阶级,因为土地的所有权归于国家,任何私自买卖土地的行为都会受到倾家荡产的惩罚。按照《大汉宪章》的规定,帝国乡镇一级的机构将会每隔五年重新丈量一次土地,统计和普查一次人口,然后收回无主之地,分配给人口增加过多的家庭。
如果一户人家原本分了四十亩田地,十年后家中人口增加了一倍,结果无法养活家中人口,而当地又没有新的土地增加,这户人家便需要向外输出劳力。要么去当兵,到大汉之外的地方开疆拓土;要么去从事手工业和服务业,挣了钱直接买粮食养家糊口。
这种做法实际上也可以有效地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太能生的家庭要仔细掂量一下孩子生下来之后能不能养活。
早在中原大战爆发之前,赵兴便开始着手搭建全新的中央政体,或者说新式的朝廷,现在看来效果还是十分明显的。
刘虞已经于三个月前抵达长安,并且着手开始政务院下属的十几个大部门的机构搭建以及人员遴选。虽然他目前还没有从新皇帝手中接过写有“政务院总理”字样的任命书,并且对着《大汉宪章》宣誓就职,可实际上的工作已经全面铺开,许多开始在大汉全境试行的政策,便是由政务院筹建办颁发在报纸上的。
立法院院长贾诩也在按照赵兴的授意,逐字逐条地起草和修订《大汉宪章》。赵兴直言不讳地告诉贾诩,要从人性一开始便是贪婪和自私的这一出发点来起草大汉的宪章与母法,尽最大的能力堵上可能导致帝国发生问题的漏洞,特别是在限制皇权,以及皇帝的选拔与继承、帝国军队的有效管理和指挥等方面。
监察院院长田丰已经走马上任,如今正带着一帮和他同样刚正不阿的监察使,巡回在大汉各州境内,对各州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的土地丈量与分配工作进行监察,对各州新调整上任的官吏进行诫勉谈话。
司法院院长王允紧盯着田丰的行动,对各地监察使揪出来的“蛀虫”、“恶霸”、“民贼”进行裁定和惩处,很快便树立起了司法院令人敬畏的权威和尊严。等到以后《大汉宪章》和《大汉法典》相继颁布之后,司法院的工作将会更加正规和有序。到时候王允甚至打算采纳赵兴的建议,在各地法庭上设立民众陪审团,让普通百姓亲眼看着司法院是如何秉公执法的。
在崭新的《大汉法典》之中,将会彻底取缔“谋逆”这项最大的罪名,替代谋逆罪名的将是叛国罪,至于诛连九族这种毫无人性的严刑峻法也自然会被取消。
按照《大汉宪章》的定义,皇帝今后的准确身份是帝国的象征和守护者,如果皇帝本人没有违反《大汉宪章》,而有人起来聚众造反意图推翻皇帝,甚至想要改朝换代的话,他便是犯下了叛国罪,跟他一起造反的人自然也是叛国者。至于叛国者的家属亲友,则根据是否知情、是否参与来量刑定罪,不再进行连坐。
虽然《大汉宪章》仍然或多或少地维护着皇权和皇帝的地位,但是不难看出赵兴处处都在强调国家的概念,而非皇权的概念。将谋逆罪改为叛国罪,虽然只是简单两个字,却体现了国家意志和人性化的理念。
除了聚众造反意图推翻皇帝可以定为叛国罪之外,其余的诸如里通外国企图分裂国家,以及一切危害到大汉安全的行为,皆可以裁定为叛国罪。《大汉法典》对叛国者的惩处最为严厉,一旦确认是叛国者,则会被处以绞刑,绝不姑息。这一条,甚至连皇帝本人也被涵盖进来。
等到这年的秋收结束之后,赵兴带着从各地汇聚到洛阳的中央政府官员,在定远军汉军骑兵师的护卫之下,乘坐上千两的马车浩浩荡荡地向帝国首都长安而来。从洛阳至长安的数百里官道之上,已经忙完收割的百姓们夹道欢送或者欢迎着他们即将登基的新皇帝。
赵兴的大儿子赵振邦留在了洛阳,为了防止年轻人骄傲和懈怠,赵兴把田丰、王允、陈宫、糜竺和秦宜禄等人留在了洛阳,让他们在忙着自己所负责的一摊事务的同时,好好调教和看管他这个大儿子。
这五人的职务分别是监察院院长、司法院院长、封州牧、政务院财政部长、大汉中央金行行长,每一位都比洛阳市市长的职务要高,他们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官员,所以收拾起皇帝的儿子来一点也不用担心和顾忌。洛阳直辖市的军事指挥权又归于赵兴的死忠李铁柱所管辖,赵振邦压根就别想在洛阳搞什么特权。
赵兴之所以将他儿子放在洛阳,那是因为他想让赵振邦全面接触和掌握金融经济的规律,今后做个会理财的好皇帝。在军事指挥方面,经过这几年的锻炼,赵振邦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赵兴并不担心。大汉帝国想要长治久安,那就必须走富国与强军相结合的道路,绝对不能一条腿蹦跶,否则用不了多久便会走向覆灭的老路。